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全国各地迅速行动，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造声势、下达抓捕和枪毙指标。

　　发生在我的家乡，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一个小伙起早赶集的路上，站在路边小解，此时刚好同村的一位姑娘路过，因为彼此相识便不好意思，姑娘开口骂了小伙，小伙也还口骂了姑娘，本来就这么狠小的口角，姑娘回家告诉了父母，随即告发小伙子强奸，于是小伙子被逮捕关押。倒霉的是，此时严打开始，由于实在找不到枪毙指标，小伙子被凑数送上黄泉路。

　　这样的事情全国恐怕不少，严打当年，演艺明星迟志强1982年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于是迟志强当年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

　　当年的严打，对于打击刑事犯罪，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但同时无限上纲，下指标的做法确有过之。反映出中国在法治社会转型初期“人治”大于“法治”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