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云南省高院将奸杀19岁少女、摔死三岁孩童的李昌奎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引起了网络热议，并将自己送进了舆论旋涡。
云南省高院认定了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事实，却在最后判决时将死刑改判为了死缓。面对群众质疑，云南省高院给出的改判理由是，李昌奎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本着最高法“少杀、慎杀”的精神，依法依程序改判死缓。
舆论认为云南省高院改判不妥，理由如下：
一、“少杀、慎杀”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
“少杀、慎杀”、不乱杀无辜充分体现“生命至上”原则。“少杀、慎杀”既符合法理，也在情理，并会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同，但是“少杀、慎杀”不等同于不杀。对于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的案犯，一定要依法严惩，使法律真正发挥其威慑功效。相反，对于社会危害性小的经济犯罪，只要案犯积极退赔，就可以“少杀、慎杀”，因为经济案犯一旦进入大墙就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最高法提出的“少杀、慎杀”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
“少杀、慎杀”体现的是对案犯生命的尊重，之所以还要保留杀，主要是为了尊重、保护更多人的生命。正因为有了杀人偿命，才使一些有杀人之心的人不敢妄动。如果现在对性质恶劣的杀人犯予以仁慈的话，极有可能助推本无杀人意愿的仇敌之间展开“先下手为强”的杀人行为。
二、改判的理由不充分。
云南省高院既认可了昭通中院的审理事实，也认可了昭通中院的法律程序，为何还要予以改判，难道仅因具有自首与赔偿情节吗？在法治国家，杀人犯怎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杀人犯被抓、被绳之以法只是时间的问题。若自首即可免死，杀了仇人之后自首，岂不是既解了心头之恨，又保全了自家生命。再说，昭通中院也认定了自首情节，但是不认为足以减刑，为何同样的情节，云南省高院却认为能减刑呢？再看李昌奎案所谓的赔偿，仅是在当地政府的强制下，解决了死者的二万元安葬费用，何言积极赔偿呢？
昭通中院审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云南省高院有什么理由改判？网友对该案改判的质疑：“难道是为了证明高院判决效力更高？亦或是为了树立所谓的典型（标杆）？”不无道理。
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云南省高院一位参与李昌奎案件的法官认为李案事实非常清楚，证据也非常确凿，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死刑分为死刑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即死缓）两种。我国对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标准，究竟适用哪种死刑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李昌奎这个案子只要是判死刑，不管是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法律适用都是正确的。况且此案中还有自首和积极赔偿以及邻里纠纷等情节，因此判死缓并不算错。
死刑与死缓，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部分被害人家属不要赔偿，坚持要判杀人犯死刑，就是为了心灵之安慰，杀人犯家属愿意积极赔偿，取得受害人家属的原惊也就是要救其家属一命。一字之差关系着一个生命的存亡，这在云南省高院部分法官看来却是一样的，真让人无法理解。可能正是因为云南省高院有很多这样的法官，才会将死刑改为死缓？
不过，有网友要问了，既然死刑与死缓同属于死刑，判哪种都算正确的，云南省高院为何要将昭通中院的正确判决予以改判？既然两种刑是一样，现在被害人家属要求改回死刑，总不算过分吧？若改回死刑，一审被告再要求改为死缓，你们总不能不答应吧？看来，云南省高院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了。
“死刑与死缓掌握在法官手中，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说法，不正证明了法官自由自由裁量权过大吗？如果法官以权谋私怎么办？
四、法官判案是否需要顺乎民意？
云南省高院表示，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人死刑。对于罪大恶极的罪犯，死刑是其最好的归宿，同时也是其赎罪的最好方式。
杀人，不仅致被害人痛苦地死去，而且也给受害人家属带来永久地痛。判杀人犯死缓，会加强被害人家属的记忆与痛恨。而判死刑，让罪犯痛苦去离去，也让其家属产生永久地痛，才能使人在面对问题时更加理性。
判罪犯死刑，公众狂欢，这是什么逻辑？恶性杀人，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全感，公众愤怒，所以主张判杀人犯死刑，以期威慑不法分子。云南省高院却认为公众是为了狂欢，把咱中国人当成什么素质？
公众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公众服务，所以咱执政时刻关注民意，顺乎民意。民意也不总是正确的，所以咱执政党一是注意引导民意，二是顺乎民意。在顺乎民意方面，法院不能度之身外。
云南省高院以“少杀、慎杀”之名将李昌奎改判死缓，经济领域的罪犯许“三多”等会死不瞑目，药家鑫会在黄泉路上鸣冤。
宣城市西林法律服务所 赵苇主任 电话0563-2511565，1505632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