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礼

孔子身处于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其一生努力之目标便是恢复礼乐。当时社会礼乐崩坏之程度于以下章节中可窥一斑：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第三）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第三）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第三）

“八佾舞于庭”、“以《雍》彻”、“旅于泰山”等皆为天子、诸侯才能享受之资格，然季氏等作为大夫却公然享受之，这在礼乐社会是“不可忍”的，故而，孔子发出悲愤之感慨。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第三）

甭用说季氏等怀有狼子野心之大夫无礼，即便是忠心辅助齐桓公“六合诸侯”“一匡天下”，被孔子赞誉为“仁”之管仲亦无礼。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不知礼乐已到了无以复加之程度。正因处于这样一个年代，孔子才立下誓愿，推行礼乐。

孔子之好礼在其孩提时代便已充分体现出来，且在十七岁时便因好礼而闻名。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史记•孔子世家》）

虽为“圣人之后”，但孔子之闻名却是因自身“年少好礼”。

那么，身处于礼乐崩坏的社会之中，孔子关于礼乐之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第二）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第三）

此两章告诉我们，孔子关于礼乐之知识乃是从考证、研究中获得的。好礼使孔子养成了四方探寻礼乐之习惯，他不仅从历代遗留之文献中挖掘礼乐，还虚心向每一位知晓礼乐之人学习。

卫公孙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第十九）

孔子学无常师，谁掌握着知识，他就会向谁学习。孔子还曾“适周，问礼于老子”：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

正因如此好学，最终孔子考证出历代之礼乐，并最为推崇周礼，希望恢复周礼于天下。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三）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第十七）

然而，于此，人们心间便会产生一问题：缘何孔子致力于恢复社会之礼乐？这一问题着实是好，本章之根本正在于答复这一问题。

细究之，孔子对于这一问题之答复有三：一曰“不知礼，无以立”，人之一生，无礼不立，欲立足于社会，则必要“知礼”；二曰礼为人生之规则，人生在世，少不得诸多规则之约束，礼则为其中之要；三曰礼为“为政”之要法，居上者以礼待人，自然政事通达。

一、不知礼，无以立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第十六）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二十）

“不知礼，无以立”，孔子反复强调了“礼”为“立”之前提，那么，何为“立”？又何为“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第二）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第四）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第六）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第九）

……

以上诸章中，“立”与“不知礼，无以立”之“立”之义同也，从文中可以判断，其意为“立足”，也即在社会中获得尊严与独立生活之能力，其义与“成人”同也。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第十四）

“成人”即具备独立自主之能力者，某人欲为“成人”，必先具备“知”、“不欲”、“勇”与“艺”，然更为重要的却是“文之以礼乐”，可见“礼乐”亦为“成人”之本也。

“礼”为“成人”之本，为某人于社会中立足之本，那么，何为“礼”？“礼者，履也。”（许慎《说文解字》）“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篇》）“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礼”乃是人类一切行为之规范，乃是与他人相处之规则，不懂此规则，则他人必难以接受之，故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

“礼”乃是人与人相处之必备原则，谁不知晓这一原则，谁就必定无法与他人和睦相处。然而，于礼乐崩坏之社会，众人皆“不知礼”，人与人之相处不以礼节之，而以诸如利益、权限为原则，故而导致唯利是图、权欲膨胀之状况，今日之社会正是如此。

令人悲哀的是，于礼乐崩坏之社会，以礼立身者却被人误解为谄媚之徒。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第三）

呜呼！此为“尽礼”者之悲哀？抑或社会之悲哀？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第十二）

若能以礼与人相处，“四海之内皆兄弟”，又是何等美好啊！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第十五）

不能以礼乐约束自身之行为，虽“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亦“未善也”。如此可知，于孔子看来，管仲仁则仁焉，然而仍为“未善”之人。

二、礼为人生之规则

人生在世，少不得诸多规则之约束，礼则为其中之要。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第四）

能自我约束者，自然无所失。然而，应以何约？礼约也。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第十二）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季氏第十六）

能约己以礼者，何患之有？不能约己以礼者，患必至也。孔子于教学之中时时强调礼之重要性。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第七）

弟子们亦深受其益。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第九）

孔子一生之目标只在恢复礼乐，故而，其循循善诱且诲人不倦。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第十五）

礼还是成就君子之标准之一。谁能以礼行事，不仅可于世间从容行走，而且离君子已不远了。此外，礼亦是“为仁”之根本。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第十二）

不能“克己复礼”者，必不仁也；能“克己复礼”者，离“仁”不远矣。而“为仁”之具体表现则为四个“非礼”：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第十二）

视、听、言、动四者乃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之动作，“为仁”便是约束自身而使视、听、言、动四者皆符合于礼。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阳货第十七）

孔子一心恢复礼乐，故而，厌恶“无礼”之徒。同样，子贡也厌恶“无礼”之徒，所谓“不孙”，即是“无礼”。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第八）

此章将礼之于人生之重要性展现得一览无余。恭、慎、勇、直原本皆为人类之优点，然而，由于“无礼”而产生了四种问题：劳，葸，乱，绞。由此可见，人之一生时刻亦不能违背于礼。一旦违背于礼，必然会导致不良之后果。然今日无礼之人依旧随处可见，哀哉！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第十四）

礼作为人生之要则，亦是评价一个人之重要准则。孔子对阙党童子之评价便是依据于礼。一个人连礼都不懂，又如何能够求上进呢？这一标准放在今日同样适用。

礼之于人生乃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与非人性之约束有着本质之区别，非人性约束通常会以强制性之方式施加于人，接受者往往表现为被逼接受。礼作为一种约束没有一丝强迫性，相反，谁自觉遵循了这一约束，谁将取得立足于社会之机会，同时，还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故而，孔子教导学生“约己以礼”，并视礼为君子之基础标准之一。

然而，既然礼有如此之益处，礼乐却又为何会崩坏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礼抱以客观中肯之态度，既要看到礼有益之一面，亦要察觉礼之弊端。

固然，维持社会稳定之规范，礼有着积极、良好之一面。然而，礼亦带有无法回避之弊端，这一弊端乃是等级之差异。礼有一个重要之展现形式，那便是它划分着社会人群之等级差异，所谓“君君，臣臣，子子，父父”，这种等级差异必然会导致诸多不平等之状况产生。

今日，我等探讨礼乐之要义，必须看到这一弊端。倘若当今之社会欲恢复礼乐，则必需消除礼所蕴含之等级差异。既然礼为人类之共同规范，为人类行为之共同约束，那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遵循于礼，否则，礼作为一种社会公约之价值和意义便会荡然无存。

正因礼涵盖着等级之差异，才会有一些人渴望享受自身所不应享受之礼，甚至产生取他人而替代之之念头。季氏等“八佾舞于庭”、“以《雍》彻”、“旅于泰山”皆是出于这一原因。而这便是礼乐崩坏之根源之一。倘若礼于一切人都是一致的、平等的，谁也不能享受与众不同之特权。谁还会打破礼乐呢？

礼不平等之根源乃是因为礼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礼记•中庸》）礼是由“天子”（也即最高统治者）所制定的，故而，在制定过程中必定会强调自身之利益。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帝王拥有仁义爱民之心，而站在庶民百姓之立场制定礼乐，然这毕竟是罕见的。

一个矛盾之现实是：破坏礼制的往往正是统治阶层自身。为何？原因很简单：他们总是希望保留礼有利于自身之部分，而摒弃礼不利于自身之部分，然而，在制定礼乐之过程之中，为了表示维持社会安定之需要，统治阶层往往会制定一些适合迎合人性之礼乐。然而，这些约束使得统治阶层无法过上荒淫无度之生活，故而，他们以无耻之态度打破礼乐中的这一部分。因而，研读历史，我们会发现礼乐崩坏首先从这一部分开始。试想一下，倘若统治阶层不违背礼乐，庶民百姓又如何会违背？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第十六）

礼乐崩坏之次要原因在于一些人在自得、骄狂之状态下往往会忽略礼之约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第一）

子贡乃是富人，《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其视为儒商之杰出代表。孔子对其经商之能力亦表示钦佩。“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第十一）其言无疑带有某种自得，然而，于孔子看来，“富而无骄易”（宪问第十四），难得的是“富而好礼”。不过子贡不愧为聪明之人，立时理解到人生在于不断提升。

违背礼乐者通常为富者与贵者，此二者极易产生自得、骄狂之心意，前文提及的季氏等诸大夫、管仲、子贡等皆如此。当然，亦有位居高位而好礼者，例如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五）

此处之恭、敬皆礼也。

三、礼为为政之要法

于孔子看来，以礼待人乃是为政之要法。不能以礼待人，很难使得政治清明、社会稳定。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第四）

“能以礼让为国”，还会有什么问题呢？问题之关键在于天下诸侯之中有几人“能以礼让为国乎”？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三）

“君使臣以礼”，孔子说的很真切，然而定公能做到吗？很难。为何难呢？因为礼贤下士说来容易做来艰难。难之原因在于礼贤下士必须出于对下属之尊重，而且这种尊重须要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即便处于今日人人平等之社会，上司对下属之尊重亦来之不易，更何况定公所处之封建社会。故而，孔子之教导于定公来说，只能是好听而不可行。这亦是孔子无法恢复礼乐之根本原因。于人类不平等之社会推行礼乐，最终只能是一种美好之愿望。即便是“以礼为国”有着诸多之益处，最终之结局依旧是礼乐不兴。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第二）

孔子将“为政”以“政”“刑”与以“德”“礼”二者进行了比较，得出“德”“礼”之优点。“政”“刑”之下，人们追求的是免予刑戮，然而一旦存有机会，便会钻“政”“刑”之漏洞，正所谓“免而无耻”。倘若没有羞耻之心，人们终究会找到逃脱“政”“刑”之方法；为政以“德”“礼”则相反，不仅使人们用有羞耻之心，亦是人心之所向。然而，尽管孔子将两者之差别直白呈现出来，两千余年来，又有几位帝王理解其中之内涵而采取“德治”“礼治”？

孔子视礼为为政之要法，始终促使位居高位者接受礼乐之政，甚至发出“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之赞叹。那么，礼之于为政之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第十三）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第十四）

倘若居上位者“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民易使”，政治之根本在于维系社会之稳定、人民之安乐。“民莫敢不敬”则社会不至于混乱。“民易使”则缘于民“有耻且格”，且为政者“使民”适当。此二者乃是人民安乐之前提。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第十三）

“礼乐之不兴”导致“刑法之不中”，“刑罚之不中”又使得“民无所措手足”，可见“礼乐”之于为政之重要性。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第二）

礼还是孝之体现，不能事亲尽礼者无以为孝也。而孝者则“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可谓“易使”，亦可谓“忠诚”。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第一）

而欲使民“孝弟”，前提为居上位者“好礼”，“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正所谓“上行下效”是也。

然即便是“好礼”有如此之益处，亦少有从政者“好礼”，《论语》中所述及之居上位者，除尧舜等圣人外，惟子产一人“好礼”。其余诸如定公、季桓子等皆不“好礼”。不仅如此，即便是深受孔子教诲之子路亦张狂有余而缺乏礼让。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第十一）

前文所引“正名”一章中子路因不懂礼而被孔子责骂为“野哉”，本章子路又因不懂礼让而遭受孔子之“哂”，由此可知，子路之无礼。

尽管礼为为政之要法，然历来以礼之国者极其罕见，究其原因，乃是真正的礼治需要统治阶层放弃社会之不平等，而这又是统治阶层所无法做到的。

四、何为礼之本？

至此，孔子缘何致力于恢复礼乐之答案已很明了。然而，随之又将产生一个新问题：礼作为人类行为之规范，难道强调的仅仅是外在之形式？直接一点说，便是某人之言行符合礼之形式与规范，便为知礼之人了？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第十七）

正如孔子之感慨，礼难道仅仅是“玉帛”吗？乐难道仅仅是“钟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如何才为知礼之人？这就需要我等挖掘出何为礼之本。找不出何为礼之本，则礼必将流于表象。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三）

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奢”，铺张浪费之义；“易”，细致周到之义。此二者皆为注重礼之形式之后果，以此二者为礼，可谓有失偏颇。故而，孔子反对“奢”“易”而强调“俭”“戚”。“俭”，朴实之义，“戚”，内心哀伤之义。保持朴实，则不加修饰；内心哀伤，则情真意切。此二者之背后实为真诚，也即为礼需保持内心之真诚。

子曰：“居上不敬，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第三）

“为礼”而“不敬”，便不足以“观之”。由此可知，仅仅做到礼之表象和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敬”，此处这一个“敬”字，须加以关注。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第三）

“不仁”之人，“如礼乎”？“如乐乎”？由此章可知，礼乐之根本在于“仁”。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第三）

祭祀之时，要保持敬畏，敬畏表现为祭祖先如祖先在，祭神如神在。同时，祭祀绝不可由他人代替，自身不曾参与之祭祀，如同“不祭”。礼绝非形式主义。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第三）

尽管前文孔子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然而，在有能力之前提下，祭祀所必备的祭品还是不能少的，少了则为不敬，为礼不敬，与无礼无异也。

综合以上数章，可知礼之本为四者：一曰保持内心之真诚；二曰“敬”；三曰“仁”；四曰不为形式主义。四者又可归为一焉：心诚。心诚则“敬”则“仁”则不会流于形式，亦惟有心诚者才可为礼，心不诚者为礼只是形式，只是表演，甚至只是一种手段以博取他人之欢心。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

参与不该参与之礼，看似有礼，实为谄媚。因何谄媚？请读者自辨之。

礼之本为心诚，一切之形式脱离了心诚便失去意义，也就不可谓之为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第一）

“和”自然是好的，但是一味追求“和”而忽略了礼，则会进入误区。此处之礼绝非形式之礼，而为心诚之礼。“知和而和”，必失之心诚也。

子夏问曰：“‘巧目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第三）

此处之礼亦是强调心诚之礼。一切礼都是建立在心诚之基础上的，倘若失去心诚，礼将不复为礼，仅是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