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颇大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归结为铁、字母和货币。货币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财富这个虚无缥缈却又引人入胜的概念变得具体和清晰起来。经过货币这个统一度量衡的量化，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眼里“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财富立刻被庸俗却又有效地实现了“数字化”。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转换魔法却让财富世界变得更为暗礁四伏和扑朔迷离起来。其中奥妙在于，一小部分聪明却贪婪的人类很快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金玉良言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用不同的方式将货币这个伟大的发明印在了一钱不值的纸屑上，于是乎，上帝创造了金银，而人类却选择了信用货币。
远离了真金白银这个所谓的“野蛮的遗迹”，信用货币体系中的财富世界充满了虚幻的色彩，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受货币愚弄的人多”。早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就睿智地发现了“货币幻觉”，对“信用货币机器”缺乏了解的人们往往会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购买力产生心理错觉，利用这种幻觉，别有用心的当权者往往可以通过转动货币魔方不为人知地完成财富再分配的“乾坤大挪移”。对此凯恩斯有过一段家喻户晓的经典描述：“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也许“精英意识”强烈的凯恩斯低估了普通人的智慧，但现实世界的财富故事已经不像上世纪上半叶那般简单，在地球“平坦化”的过程中，汇率作为货币的外部价格正将费雪或凯恩斯的盛世危言验证于整个世界。
出于本能，人们往往对货币本身存在着“葛朗台”式的爱恋，这种“拜物教”性质的心理特征在金银非货币化之后成为“汇率幻觉”产生的根源。将货币升值等同于财富增值，将货币贬值等同于财富缩水，看上去无可厚非。但实际上故事却远没有这么简单，从国家财富的宏观层次看汇率变化，升值和贬值都可能开启财富盛宴或是引致财富灾难，仅凭直觉判断汇率的财富效应无疑走进了认知误区，在多重博弈的财富世界，这种“汇率幻觉”可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潜在风险。
破解汇率的财富魔方，首先需要强调的核心要素是“货币地位”。1868年贝内特就抛出一个惊世骇言：“在新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试图用剑来统治世界，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有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游戏中，霸权国家作为真正的规则指定者掌握着财富跨国分配的主导权，而汇率魔方就是最有效、最隐蔽的工具。历史的轨迹表明，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该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主流地位”的鹊起和巩固，而汇率升贬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虹吸全球财富的惊人作用。在繁荣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升值不仅起到了塑造“硬通货”、吸引外部资本助力的作用，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对外实际购买力，给消费狂欢奠定了基础。而在衰退时期，霸权国家货币汇率的同步贬值则不仅起到了削减外部债务负担的作用，还提高了本国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给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美国就是现今世界唯一享受这种汇率财富特权的王者。从1871年的20多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再到2007年11月7日84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汇率的历史就是一部长期贬值的历史，但同时期美国经济美轮美奂的经济童话却如此惊艳。汇率贬值与财富激增的并存“悖论”只能归结于美国和美元在全球势力排序中的独领风骚。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持有美元或美元资产是加入全球化游戏不可避免的潮流和时尚，而在那些政局不稳或是高度开放的小国甚至还存在美元对其本币的“货币替代”，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生产者不得不面对凯恩斯所言的征收“全球通胀税”的财富诱惑，毕竟就像迈耶在其名著《美元的命运》中坦言的那样：“美元的生产成本几乎为零——在联储按个按钮就能生产出美元来”。
这种汇率魔方的财富诱惑在困难时期似乎更加难以抗拒，这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对现在全球汇率市场变化的新鲜注脚。当“次级债风波”将美国人从经济复苏美梦中猛然惊醒之际，貌似如学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过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无忌惮地按下了量产美元的按钮，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揭开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剧目，而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加入为美国经济周期下调的埋单队伍中来，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也成为美国出口能力激增的潜在牺牲者。当然，美国用汇率魔方虹吸全球财富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风险高度酝酿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与弱势美元如影随形的是能源价格的连续高企、黄金走势的一路飙升、定价体系的初步紊乱、跨境资本的暗流涌动和全球通胀的赫然再起。
更可怕的是，弱势“世界货币”的另一个伴生产物很可能就是非霸权国家的“汇率幻觉”。汇率魔方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当位于分母的“世界货币”大幅走软之际，大多数位于分子的普通货币正经历着汇率升值的翡翠梦境。而这很容易带来非霸权国家财富激增的直觉，但很遗憾，历史证明很多时候这的确是一种错觉。货币升值引致财富灾难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发人深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受难于货币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取悦白银集团颁布了白银购买计划，旨在提高银价给白银集团提供补偿。但千里之外的中国却由于实行银本位受到了“本币升值”的意外影响，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不仅让中国的银本位走到了尽头，还给当时中国脆弱的经济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个为货币升值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1985年风头正劲的日本凭借经济神话缔造者的底气同意了“广场协议”中“日元币值必须反映日本强势经济基本面”的提议。随后，全世界目睹了罕见的日元超速升值“外科手术全过程”，从240日元兑换1美元到120日元兑换一美元，疯狂的日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泡沫经济的骤然破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尴尬的“失去的十年”，而在经济走向惊天大逆转的过程中，日元升值的惯性甚至长期维持，1995年日元汇率就突破了80大关。
当然，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货币升值并非都是经济灾难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间的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马克根据“广场协议”一次性升值了7.8%，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却使得德国贸易增长没有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强势。另一个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间的新加坡，新元兑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体系完善的新加坡凭借竞争力的稳步提高保持了财富高速增长的神话。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证说明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决定汇率与财富相关关系的力量更为复杂。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入汇率魔方的另外两个重要要素：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首先，非霸权国家货币升值能够促成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汇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或者出口贸易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优势，那么货币升值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经济走强带来的汇率升值往往会给后续经济增长反向套上枷锁。唯有经济增长引擎多样化、可持续性强的国家才有条件实现货币升值和长期发展的“和谐”互促。
另一个重要要素在于风险管理能力。往往非霸权国家的货币升值不仅伴随着本身的基本面改善，还与霸权国家策略性的货币贬值息息相关，而“世界货币”弱势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必将给货币升值的国家带来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建设尚处于风险识别、风险规避水平异常低下的不成熟阶段，如果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者无视“汇率幻觉”的存在走激进升值的羊肠小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漠视“世界货币”滥发带来的全球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很可能由于金融风险的高速积聚和一并暴发带来无法抵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货币升值的风险并不仅仅来源于外部，汇率变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往往会使货币升值的国家经历资产市场泡沫化的狂欢，这实际上在一国内部产生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如果没有得到相应宏观政策的中和和控制，那么两极分化带来社会风险将显著积聚，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难以估量的内部不确定性。
回到现实，2007年全球汇率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哪些财富故事？不得不提的两个关键词是美元和人民币。在新年的钟声中，曾经叱咤风云的“强势美元”在一年的跌跌不休之后似乎变成了昨日黄花，次贷危机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扭转了美国经济周期，迫使伯南克于2007年9月18日、10月31日和12月12日连续三次降息累计100个基点，并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超跌。2007年11月23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的美元指数跌至74.484，较2001年7月6日121.02的中期高位贬值了38.45％，较年初85.28的年度高位贬值了12.7％。美元指数的总体下降是各权重货币集体对美升值的整体表现，占据57.6％权重的欧元对美元11月23日创下1.4967的近期新高，较2000年10月26日1.1096的中期低位升值了34.9％；占据11.9％权重的英镑11月9日创下2.1162的近期新高，较2001年6月12日1.3682的中期低位升值了54.7％。美国汇率魔方的转动大大减轻了次贷危机的财富破坏力，美国商务部12月1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三季度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比前一个季度下降5.5％，降至1785亿美元，为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而10月美国出口更是环比大幅上涨了8.76％，部分抵消了房市萎靡带来的增长损失。美元汇率及时的策略性调整使得次贷危机发生的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窜高至4.9％，不仅远高于第一、第二季度的0.6％和3.8％，更是大大超出华尔街金融巨鳄和经济学家们2.1％的事前预测，汇率魔方的财富效应让全世界都有些吃惊。
但美元的故事在年末又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汇率魔方涉及到双边和多边利益，往往基于个体理性的汇率决策会带来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在多重博弈的复杂环境中，过多谋求本国增长贡献的汇率政策很难长期持续。美国就是最新最好的例证。从11月下旬起，美元跌跌不休的态势就出现了反转，这一方面是政治斡旋、多边对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货币当局入市干预的结果。为了避免美元的超跌，市场中买入美元资产重新成为短期的策略性趋势，10月海外持有者就净买入了498.32亿美元的美国中长期国债，远高于9月的262.52亿，增长89.822％；10月海外持有者还净买入了148.78亿美元美国政府机构债，231.13亿美国公司债，302.20亿美元美国股票，环比增长分别高达29.58％、43.85％和1.56.083％。许多实行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的开放小型经济体为了维护制度稳定，还分别进入外汇市场做了大量防范性买入美元操作，结果就是，美元汇率止跌企稳，试图依靠汇率虹吸世界财富的努力难以为继。
2007年外汇市场第二个引人瞩目的关键词是人民币，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长期升值无疑让中国的财富创造和积累令人艳羡。2007年全年，受央行六次加息的提振，人民币汇率继续稳步升值。截至12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7.3572元人民币，较06年末的7.8087升值4515个基点，升幅达5.78%；较05年7月22日的8.1100升值7528个基点，升幅达9.28%。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9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00, 8月份为98.69,连续两个月创汇改以来新高，而2007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94.17上升到100，升值幅度达6.19%，大大超过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的同期升值幅度。汇率升值使得以人民币计算的GDP数字更为醒目，中国财富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汇率幻觉”？中国货币升值和财富增长的和谐并存能否长期延续？从汇率财富效应的三重要素出发，我们认为答案是较为乐观的。虽然现在的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了些许困难，但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0月21日通过的十七大报告就特别强调了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的转型。中资金融机构改革成效喜人，金融市场基础结构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汇改在外部压力之下依旧保持着稳健步伐，货币当局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紧风格，宏观调控对公平要素的凸显逐渐深入。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是具有经济协调性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人民币有序升值将开启中国崭新的财富神话。
总之，汇率作为货币的价格对全球财富分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汇率的财富效应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升值并不必然意味着财富增加，而贬值也并不意味着财富缩水。货币地位、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共同决定了汇率效应的正负和大小。长期、稳健、协调、可持续的货币升值是一国经济崛起的伴生产物，同时也给财富增值带来有利影响，人民币升值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货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