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承担不起忽视新兴市场的代价。它们也承担不起忽视相关困难的代价。

　　由于目前大约一半的全球经济产出来自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在新兴国家增加投资是正确之举。现在，跨国公司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营收占到总营收的20%左右，而20年前这一比例为10%。

　　“金砖四国”一词的创立者、高盛(Goldman Sachs)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表示，仅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就将在今后十年为全球经济增加1.2万亿美元产出，是美国和欧元区合计产出增长的两倍。这使得跨国公司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扩大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否则，它们将把至关重要的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既来自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

　　关注重心放在非洲的投资促进论坛Investment Climate Facility的总裁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表示：“我听到有人问‘该如何阻止中国’。不要这么做，相反，你应该去那里，因为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艾斯戴尔曾担任美国软饮料集团可口可乐公司(Coca Cola)首席执行官。

　　然而，正如这个为期两天的英国《金融时报》系列报道所显示的那样，投资于新兴经济体的公司面临着诸多挑战。一般而言，这些挑战分为两类：来自新兴经济体本土公司的挑战，无论这些本土公司是你的竞争对手还是你的合作伙伴；来自整体商业环境的挑战，从腐败的海关官员、不透明的法庭到罢工等等。

　　毋庸置疑，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一批随时准备按照自己的套路与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大型本土公司。

　　过去，这些公司往往是矿业集团，通常是受政府支持的，而且常常就是国有的，比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和中海油(CNOOC)。

　　现在，除了这些资源业巨头以外，新兴市场还在制造业领域培育着未来的跨国企业，比如位居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之列的华为和中兴通讯(ZTE)、控股英国汽车集团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的印度塔塔集团(Tata)，以及两家全球最大的啤酒酿造商——巴西人掌控的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和南非的SABMiller。

　　在服务业和金融领域，新兴市场企业落后的差距较大，但如果不谈全球业务范围、只谈企业规模的话，它们肯定有得一比。例如，按一级资本数额衡量，全球十大银行中有三家银行是中国的银行。

　　一些西方公司抱怨新兴市场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企业）受益于不公平的优势，包括限制外资进入本国市场（尤其是在公共采购领域）和政府主导的廉价融资。

　　中国企业高管反驳称，西方企业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它们第一次面临来自新兴市场挑战者的真正竞争。

　　考虑到早先日韩两国全球性企业的兴起，这种说法显然并不正确。不过，这次挑战的规模要大得多。

　　尽管保护主义论调有些道理，但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承担不起依赖政治反制措施的代价。历史经验表明，它们反而应该弥补自己的弱点、突出自己的优势——就像美国和欧洲汽车制造商在面对日本汽车业崛起之威胁时迟迟才采取的对策那样。

　　上月，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老牌跨国企业反击的唯一途径是“将业务转向新兴市场，并把重点放在自己拥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上”。

　　那么投资者该怎么办？他们是应该押注跨国企业，还是应该押注其新兴市场竞争对手？高盛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押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选定的50家企业过去5年的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

　　但在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的表现要远远胜过在新兴市场拥有业务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过去10年里，富时跨国企业指数（FTSE Multinationals Index，成份股公司为海外营收占总营收30%或以上的跨国企业）下跌了30%左右，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MSCI Emerging Market Index)上涨了260%。

　　人们对这一差距作出的传统回应是，称新兴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但新兴市场发展得越庞大，它们的经济就越稳定、企业就越成功，上述说法就越站不住脚。

　　与此同时，老牌跨国企业扩大新兴市场投资的理由也就越具说服力——无论要因此面临何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