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决定，降低价格的得力举措是增加有效供给而非限价，限价只会导致短缺、票证和各式各样的寻租行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可惜人们在面对货币这样的特殊商品时常常做出背离常识之举。最近的例子来自印度储备银行。

　　2011年1月19日，印度储备银行的一个高级别的专门小组发布报告，提出规范小额信贷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作为对3个月前该国局部小额信贷风波的正式回应。

　　该报告有诸多有益的建议，但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划定24%作为小额贷款年利率的上限即是其一。此举一旦实施，将给印度的小贷行业带来一系列可预见的不良后果。

　　首当其冲的是大批小贷机构将难以为继。印度小贷公司的利率在25%到35%之间，高利率的原因是高资金成本（13%左右）和服务零散小客户的高运营成本。 11%的生存空间，含氧量太少，中小型机构难以存活，这些机构将关门歇业或被大型机构收编。目前，印度最大的10家小贷公司占据该国小额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二，最大的5家公司占据半壁江山，新的措施将进一步提高行业的集中度。

　　过去5年，高速成长的印度小贷行业吸引了来自商业银行和国内外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利率限制将人为压缩小贷公司的盈利空间，导致资金的净流出。

　　最终后果是小额贷款供给减少，竞争减缓，笔均贷款增大，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和品质降低。印度小额贷款客户平均贷款余额不足150美元，服务的是真正的底层客户，受供给减少影响最大的将是“底层的底层”，部分家庭将被迫重回高利贷者的怀抱。

　　利率限制表面上能达到目的。贷款的纸面利率可以不越轨，但要得到贷款，客户可能需要请客、送礼、疏通关系，可能需要多跑几趟放贷机构，可能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并因此错过商业机会---这些都是客户为此付出的真实成本，如果算上的话，客户的实际利率可能不会因限息而降低。

　　人为限制利率（包括利息补贴）会滋长腐败，破坏当地的信贷环境，侵蚀放贷机构的内部纪律和企业文化。这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小额信贷本身就是突破传统信贷理念的产物。过去十年，印度在小额信贷领域引领全球风气之先，在融资手段、业务模式、信贷管理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创新和尝试。限制利率在试图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将遏制机构创新的动力和行业的活力。

　　让低收入群体以负担得起的方式得到贷款是政府的责任，但正确的做法是降低门槛，鼓励供给的增加，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非控制价格；是进行宏观指导，规范信息披露，确保放贷机构利率公开、运作透明，加强消费者教育，而非对微观运作进行干预。

　　玻利维亚是拉美地区金融环境最自由、小额贷款利率也最低的国家。印度小额贷款的利率在国际上不算高，也得益于有效的竞争环境。以印度最大的小贷公司SKS 为例，1997年创立之初利率高达42%，2010年已降低至26%，却能够服务600多万低收入客户。这得归功于竞争和不懈的创新。

　　对终端利率进行刚性限制是一个粗率的举措，它忽略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融资环境、地域差异、机构大小等不同而又不断变化的因素。即便对利率下手，也有更妥当的措施可选。比如，采用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利率；划定不同的利率区间，辅以相应的政策激励；让行业协会充当利率约束的主体（更容易及时调整）；限制小贷机构的批零差价而非终端放款利率（印度储备银行虽然提出大型小贷机构的批发贷款加价上限为10%，小机构为12%，但终端利率的约束使得此举的弹性大打折扣）；即便象中国这样以基准利率4倍为放贷利率上限，也提供了随基准利率浮动的空间。

　　印度储备银行的报告尚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如果按计划在今年4月1日起付诸实施，印度小额信贷过去十年展现出的生机和活力将不复存在。

　　国际上已经有突尼斯和哥伦比亚等国限制小贷利率、抑制行业发展的前车之鉴。印度储备银行又在这方面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