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和危机

　　企业是国家的脊梁。“宽松”乃至到带“毒”发展的商业环境，损害了商业公平竞争执行力、害了商业的长远利益。没有一个和谐、宜居、法制的商业环境，成就不了一个强大的商业文明国家！也损害了中国政府的社会文明化推进执行力。

　　虽然全球财富圈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财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国内存在的“财富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则更加的不利于中国真正市场化经验尚不足30年的企业在国际舞台进行全力的角斗。

　　在国际金融贸易都围攻中国企业的图谋中，中国企业却在窝里内斗。传媒明确信号指出"索罗斯携近90亿美元驻扎香港"，索罗斯第二次扎根香港俯视大陆，醉翁之意在哪里？虽然我不认为索罗斯是中国政府的对手，他只是一匹很厉害的狼，中国这只睡狮，怕的是“狼群”，但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欧美狼群金融战斗体以及以达能等欧美日资为代表的贸易战斗体，才是最可怕的“狼群”。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摆正自身的位置，中国企业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深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某些企业，如乳品业的乱象、IT业的恶斗，竞争不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上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提升、产品质量及科技含量提升、产品服务上花心思，反而处心积虑走歪门邪道去搞垮竞争对手，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企业的一大耻辱。难道我们的企业最终都要鹬蚌相争，让外国的品牌渔翁得利么？这种种非法恶意竞争的背后，受损的是中国商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公平公正有序可循环的商业生态。网友指出：“蒙牛门事件”一出，我们再喝“蒙牛”、“伊利”，总感觉被什么东西卡了嗓子，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了。恶意竞争不可持续，坏了整个行业！

　　一些打着爱国旗号、打着民族旗号的企业，细看之下，显然也有很大问题。蒙牛和伊利互相攻歼陷害，这算是企业家道德的沦丧，还是中国式管理的悲剧？还是体制出的问题？究其根子，是体制给了出这种种丑剧的法律、社会、行政、竞争土壤。其实，企业的恶性竞争使大家都成了牛根生。因为这种土里，只能长出牛根生。

　　而“国美事件”，则在规则与法律框架中进行，显然深具标领意义，其意义在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家族资本主义和完全资本化的财富资本主义在规则与法律框架中进行的搏击。资本文明里没有国家主义，普世价值里也没有国家主义。在资本文明与私权力资源博弈的过程中，需要一位代理人，而正好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代表了资本文明里的商业规则一方，那就是陈晓。在资本文明的世界，他没有任何错误。克里斯托夫-金说：资本战乃持久战，强者永远为王，没有战停一说。美元作为垄断货币控制世界贸易结算70%的货币，中国的风险，显然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得多！

　　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监督管制监管缺陷、市场规制不成熟、科技竞争力培育体系不成熟，过分开放门户，过分私有化，让一只只会在家里叫嚣的家狗跟狼群战斗，显然不是一个层级。但我们也不能闭关自守、不能不不走出门去，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否则自取灭亡，就像GDP全球第一的晚清。

　　然而，正如克里斯托夫-金说，大国博弈无外乎军事战或资本战。前者不能常用，玉石俱焚，开战就瞄准停战。而资本战乃持久战，强者永远为王，没有战停一说。美国当年担忧日本做大，诱逼日圆大幅升值，股市楼市飙涨，然后釜底抽薪，平仓逃离，资金链瞬间断裂，导致日本经济20年低迷。美国如今逼人民币升值，是否持久战，中国看得清吗？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血汗性的“机器化人力资源管理”？ 是大国“资源霸权(权力、矿山及一切物力和人力、信息资源)”管理？，是“权力先天赋予强势者(让“少部分”先富起来即是一例)”管理？是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国学与管理？

　　10月20日跟李明伟讨论中我认为，当前，中国式（特色）管理的病根就是“绝对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人治大于法治”，法没有被抬高到重要地位。什么叫中国式管理？张朝阳在声讨“不公平的市场经济”时，直接点出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病根。中国式管理，也就是权贵式的管理+资本主义式的管理。

　　在中国，人口红利政策受到网络语境下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极大的否定。以前，中国人工劳力等同机器，国库里的收入及全部的GDP包括外币储备等等国家所得，其实全部是廉价机器红利。郎咸平则指出：说出来你别睡不着！ 我们来做一个算术题，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来做个比较： 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 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工作2200小时，你看我们的工人多牛啊，拿全世界最少的工资，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教育。血汗性的“机器化人力资源管理”正在“富士康”衰落；

　　独大政党的“资源霸权(软资源 “权力”、“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硬资源：“矿业”及一切物力、)管理正在创生无序化的“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矿业资源及一切物力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属于公众的“信息资源”被垄断性的网封弱化为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构筑外围批评的强有力的长城、有史以来，长城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但今天，这一长城却被用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被网络上的公民社会清算。权力与国家人力资源系统则为整体性的运动来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系统和执行力。灰色经济和灰色政治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他们没有任何的职业操守、视法不见、有法不依，执法随意。这种商业环境没有商业生态可持续性。

　　如果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如果所谓的“国学与管理”即所谓的中国式管理？那么我可以一言以蔽之，所谓“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文化，即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如果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管理”，等同于把祖母的裹脚布拿来炫耀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激光武器！

　　统治历史三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本质是要求下级服从而对不服从的敌手施以阴谋战胜之。哈佛费正清说“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权利学说没有地位。“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上诉法庭，除了某种抗议和造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谈到儒家，“儒家由于强调和谐，把政府看成统治者人格道德的延伸，因此对异议的容忍空间很小”。“儒家和法家合流使专制统治的手段更加完备...统治阶级却更重视使用武力。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

　　中国文化是阴谋文化，造就了中国管理本质也是“阴谋管理”。费正清在分析“文革”的起因时，把现实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提到朱元璋为粉碎宰相的阴谋杀了四万人，乾隆曾担心朝内有阴谋，同治中兴则以阴谋开始，孙中山更是一生都在策划“阴谋”。费正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把政权及其政策混为一谈，反对一个政府或统治者的政策即反对该政府或统治者本身，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派”，于是“阴谋”便成了中国的特产。

　　总统传统历史中的中国管理，我认为是“内圣外王”的管理，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天朝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难以达成这一理想化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管理。但从三千年来的中国哲学语境追索，中国式管理的内功确是超“德”入“化”。基本功是：1，修“心”；2，炼“道”；3，达“德”；4，入“化”。从春秋时代儒商之祖子贡到财神范蠡，一直遵循与民共进退、共繁衍的宗旨、一直到秦代儒商吕不韦，与政治结缘，走上输赢一线间“愿赌服输”不归路。

　　东西管理的本质异同：与“东西思想模式”的本质异同趋于相同，东方式管理是源于心的“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西方式管理是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融合前进至“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互相融合共同发展。两者并非互相排斥。

　　中国式管理，说到底，根本还在于人！如果人心不正，不阳光，何谈管理思想辉耀全球呢？！这是“法（逻辑与法理）”与“心（自觉与观照）”的管理造成的差别。“心”不循法、畏法、心中无“法”。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必须发展到“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

　　理性逻辑与感性判断，演绎真理与实践经验。社会发展在变现代（后现代社会之后）化之后，由于“专业要求性”更加强势，管理必须趋于“西方式管理”即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式样的发展趋势，是现实“万能钥匙式”的基础。在东方趋于“人治”的社会，“万能钥匙式”的出现无异是天方夜谭。它是平台而非独立的人的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