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博主在阅读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时所做的笔记摘录，纯属为了自己以后阅读和学习交流非商业性所用。若作者以为存在“不良”问题，可联系我，及时删除。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理论（Social Nerwork Theory）在美国社会学与管理学界俱为显学，其之所以为许多学科所接受，自然是因为其实证能力在社会学理论中有独到之处，这一方面固然受惠于社会网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此一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大师怀特（Harison White）及其后继者伯曼（Boorman）、布里格（Brieger）和弗里曼（Linton Freeman）等人一手由数学的图形理论导演出来的一套数学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对网络结构进行测量；但另一方面，真正最有帮助的并不是其测量技术的发展，而是其中层理论的发展，对很多具体可测量的被解释变量提出了有效的解释，……比如有怀特（White，1970）的“机会链”理论（opportunity chains），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的升迁现象；社会学大师科尔曼（Coleman，1966）以及传播理论大师罗杰斯（Rogers，1995）的二级传播理论，以非正式关系解释传染病流行及信息流通问题，并为传播理论家所津津乐道（Rogers，1979（1995）），因此引发了相当多的后续演进，分析非正式社会网在创发新知及传播新知上的价值。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对劳动力市场的找职与转职做了许多讨论（1992）。格兰诺维的“嵌入理论”（Embeddedness，1985），则以信任与交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组织结构形成的因素。另外，博特（R. Burt）则用了他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1992）对组织内权力的运作以及升迁的过程做出十分有价值的理论贡献。管理学者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t）提出“强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1992），更分析了情感网络如何带来非正式影响力，进而影响了许多组织行为，如离职、工作满意、团队合作等行为（Krachbardt and Hanson，1993； Krackhardt and Brasss，1994）。林楠（2001）程度“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则把资源取得当做中介变量，以社会网络解释了找职成功（Lin， et al。，1981）。[1]
……社会网理论在做经济行为分析上的大型理论概念架构包括了：
（一） 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中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
（二） 经济行为有其理性的一面，所以人际关系有其实用的，可被计算利得成本的一面，这正是社会资本的概念。但人在经济决策中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信任与情感因素也会左右个人的经济行动。
（三） 信息是不完整的，而且信息的流传正是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结构所影响的。
（四） 个人的效用不是孤立的，个人会随时受到有关系得他人影响而改变效用函数。
（五） 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会影响到其资源、信息的取得，也会影响其所受到的社会约制，进而影响其经济行动。
在这个架构底下，我们因此要注意到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结构位置等等因素会对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诸多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而这些中介变量又会影响经济行动。[2]
……边燕杰（Bian，1996，1997）在回顾了中国资料所进行的研究后明确地指出，有关强连带的研究亦扮演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因为中国社会的找职，“人情”比信息更重。弱连带提供了人们取得自身所属的社会圈之外的信息管道，但是强连带对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信任的基础（Granovetter，1985），借由信任关系，人们才愿意提供“人情”的帮助。社会交换理论（Blau，1964）指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不可能一手交钱，一手交换，欠下的人情往往要很长的时间后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偿还，这一段时间内极可能有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少了信任，人们是不可能从事“人情”交换的。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人也能够借由发展强连带而取得保护，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有可能借由强连带的发展，获得组织中较高的熟悉感与升迁机会。[3]
……根据博特（1992）的研究结果，在经济活动的运作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产品交易外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成员在此网络结构中发展相互关系，并且交换或分享组织有关的信息。因此，任何的经济活动，绝对不能只是单纯地化约为商品交换活动，而是必须同时将其所处的环境因素考虑进来。鲍威尔（Powell，1990）指出对经济交换的方式必须嵌入在特殊社会结构脉络中来解释，因此必须以新视野来解释这些交换型态所展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在网络关系里，交易双方彼此依赖，一方倚赖另一方之资源，而聚集双方的资源可创造互惠，这种交换型态不是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经济学所强调的自利行为，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反而是以双方过去所累积的交易经验为基础，进而产生规范性的标准，继续影响未来的合作行事与信任关系。为了未来及长期的利益，双方愿意失去部分的自决能力，而依赖和他人合作。社会嵌入的概念指出，个人中心社会网（ego-centered network）有一部分是自主的，另一部分是依赖的，这样的关系轮廓，必须考虑特殊的文化、制度价值和其他社会环境互动下的模式。所以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既是自主的，同时也是嵌入在互动的网络中，会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Granovetter，1985）。[4]
……社会网理论作为一个大型理论，它提出的概念架构依然在很多研究领域中攻城略地，比如麦奎尔与格兰诺维特（McGuire and Granovetter，1993）试着用这套分析架构了解商业公会的形成以及工业标准的设立，格兰诺维特（2000）也将触角伸入企业集团的研究。在国内类似的有待开发的领域更多，比如边燕杰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柯志明（1993）、陈介玄（1994）等人分析中小企业对外取得资源的模式，周雪光等人（Zhou，et al。，2003）及罗家德（Luo and Yeh，2001,2002）则在探讨社会网如何成为治理（governance）的一部分。[5]
……连带强度是跟兰诺维特提出来的，在1973年的论文“弱连带的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他提出一个衡量连带强度的概念，以区别什么叫强连带，什么叫弱连带。他提出四个构面（constructs），第一个是互动的频率，第二个是认识的时间有多长，第三个事亲密程度第四个是互惠内容。这个概念首先被马斯坦与坎伯贝尔（Marsden and Campbell，1984）加以发展，以前三项指针设计出一套连带强度应该怎么去衡量的方法。然后博特（Burt，1984，1985）继续这些工作，将之发展成一整套问卷，并建立成为美国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Burt，1985）中的问题，间接成为一个标准。从马斯坦到博特都没有研究互惠内容，所以上述问卷里只有三个构面：互动频率、认识久暂和亲密程度。[6]
……在中国，边燕杰就发现找职过程中强连带更为有用，因为在一个职业市场相对还不完整的人情社会中找职最重要的不是信息，而是推荐，“长辈”的推荐相当最有用。“长辈”是拥有资源的人，和找职者当然不相似，但是要得到推荐却要有一定的情面，弱连带则无法取得这样的情面，所以强连带才更有用。[7]
……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的途径（Lin，2001；Baker，1990）。研究者们区分了围观社会资本的三种构成现实——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Lin，2001,；Lin，Fu and Hsung，2001）。大量研究表明，若关系（Masden and Campbell，1984）可以提供很好的信息途径（Granovetter，1973）、工作机会（Lin，1990；Erickson，2001）以及知识（Baker，1994；Coleman，1988；Nahapiet and Ghoshal，1988）。而另一方面，诸如朋友等强关系则可以提供社会影响（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社会支持（Wellman，1992）以及长期的合作行为（Uzzi，1996）。威尔曼和弗兰克（Wellman and Frank，1992）将这种层次的社会资本成为“网络资本”。[8]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他（她）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Lin，2001；Lin， Fu and Hsung，2001）。例如，一个处于跨越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的“桥”（bridge）的位置的行动者就可以从这个位置获得丰富的信息和机会（Burt，1992）。某一朋友网络的重心位置则可以为处于这个位置的人带来信息权力（Krackhardt，1992）。[9]
对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所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阶级、社会或国家中一个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帕特纳（Putnam）发现社会中这一个层次的社会资本可以有志愿参与行动来代表，它对于民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993，1995）。福山（Fukuyama）则断言一个经济体中的相互信任（宏观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产生，这些组织构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1998）。[10]
在组织理论学界中，爱德勒与匡（Adler and Kwon，2002）……将围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得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在的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成为“内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边燕杰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类，提出了三种分类依据——网络嵌入资源研究法、网络结构研究法以及网络成员研究法，这三种分类依据可以粗略地对应于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11]
……近年来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为知识管理开了一个新的事业，学者们发现组织中的社会网络状况会影响组织知识的产生（Ibarra，1993；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因为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很多信息与资源就因此而交换及传递，而这方面的资料从传统组织行为学的观点，是可察觉却不容易实际去衡量的，顶多使用态度量表来推估自我认知的行为方式。同时很多定性研究发现组织团队有助于促进人机互动，造成组织知识管理的突发猛进（McElroy，2001；Lesser and Storck，2001）。但相关定量研究仍多以个体味研究单位，较少推及到团体。[12]
……结构洞是两个接触者之间的非重复性关系，这个洞就像一个缓冲器（buffer）或绝缘体，这是一个行动者（actor）可以玩弄以获利的空间（Burt，1992），一个网络间的“好位置”。例如我有一群书商朋友团体甲，也有一群作家朋友团体乙，这两个团体彼此互不相识，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就可成为结构洞（因为我可以通过某种形式从中获利）。[13]
[1] P4.
[2] P7.
[3] P13.
[4] P14.
[5] P22.
[6] P47.
[7] P53.
[8] P56.
[9] P56-57.
[10] P57.
[11] P57.
[12] P167.
[13] P174.
以上皆出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
不代表博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