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有人统计发现，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半数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如中石化董事长、原中石油副总、中电投副总、神华宁煤董事长等企业高管，上海市副市长、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原安监总局副局长、原教育部副部长等政府高官。（2011年5月26日京华时报）

　　对媒体列举的这些官员，我们大家并不熟悉，也不好直接评价他们的学术能力与水平。但我感觉，就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来说，这是一种不好的趋势。就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的作为来看，这种举措可能埋下巨大的学术危机。

　　我们不反对专家型、学者型高官，也不反对专家、学者热衷于管理并最终走进官员队伍。因为专家和学者这两个体系并非完全绝缘的，也是不应该完全绝缘的。抛开我们官本位的大文化背景不说，两大体系这样相互融合一下，交流一下，本身是能更新血液、改善基因的。甚至于，基于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容忍专家型官员不是管理最能的，入仕专家不是学术最棒的。但我们反对那些“半吊子”官员去挂名学者扰乱一个清静的世界，亦反对那些“半吊子”学者跻身官员队伍去管理更多的优秀学者。

　　“在官员当中是学问最好的，在学者当中是官职最高的。”这句颇为盛行的自嘲话语中，有当事人的自负与自豪，有势利派对他们的巴结奉迎，有现实社会在遴选官员、授予学术头衔问题上的偏颇与疏漏。他们当然可能是“最高的”，但绝对不会是“最好的”。因为官员职务高低之分是容易识别的，而专家的功力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难以评估的。因为某种原因被推上前台，当然可以以“最优秀”自居，但更多的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会因此而心寒齿冷。

　　如此多的高官、高管热心学术，渴望学衔，那让他们放弃政府和央企的职务，而专心去搞研究，他们会乐意吗？我们不排除许多的学术研究，尤其政府、企业、社会、工程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跟从事领导岗位有关，但既然这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那就完全可以将其从学术体系中剥离出来。直接让管理层面的人去搞沙龙、搞论坛、著书立说、举办讲座好了，又何必再从“两院”有限的空间里去为他们预备那把重复设置的椅子呢？

　　对于很多的“学者型官员”、“官员化学者”来说，他们根本不是学术、管理两手都硬的“两用型”人才，而是东倒吃猪肉、西倒吃羊肉的“两栖型”官员。哪里热闹他往哪里跑，哪里麻烦他从哪里撤，田忌赌马的韬略他们“门儿清”，干事创业的激情他们淡漠。如果我们不能形成一种好的选拔管理体制，任由那些太极高手在官员与学者两大体系里闪转腾挪，那我们的政府管理和学术建设都是会受到巨大伤害的。

　　年轻的学者不搞钻研老想投机取巧去当高官，临退职的官员找顶学术帽子以便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编辑本考试复习资料都要在封面上用大字标明是国家某部委的原司长，到各地讲学没啥可讲专讲关系高层的小道消息，在大型工程项目中抢抓话语权、施力决策权，依靠特殊的学术身份为自己的行业、企业、乃至个人谋取私利。依靠官员的特殊身份控制高层对学术的理解和关注，让更多的工程设施短命化、病态化，凡此种种，绝非百姓之福、国家之福。

　　学术腐败的后果远远大于官员的腐败。一个官员腐败，多者不过贪污几千万、上亿元，而做了这些之后，他们已经睡不好、吃不香，整天提心吊胆了。学术的腐败，则会随时让国家上亿元、十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乃至更多的建设资金随风飘去。而做完这些，那些学者们依旧会自命不凡、刚愎自用，始终不肯反省自己的失误。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数不胜数。

　　话题扯远点，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倾向，就是近年来各地愈演愈烈的学术机构“傍大款”之风。一些学术机构、学会组织之所以为企业老板、政府官员大开方便之门，无非也是看中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和金钱。在学术机构、学会组织看来，那些被吸收进来的官员、老板不过是个凯子、是个冤大头，被他们一顶可有可无的学术帽子就给搞定了。而在那些官员、老板眼里，这些学术机构、学会组织也不过一群二百五，这顶纸糊帽子的含金量远远超过人民币、超过普通乌纱帽。一种交易，两种解释，各得起所，皆大欢喜。可最终受害的，却是国家、是社会、是公众、是学术。我们的学术机构、包括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学会组织都是有专项资金的。政府给钱，让你有经费、有工资、有场所、有轿车、能研讨、能考察……这就够了，谁让你人心不足自己去“化缘”的？你有什么资格、什么理由“悬秤卖衔”？

　　要净化学术环境，要让学术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理清学者与官员、老板的关系入手。不管是身兼两职，还是相互依附，都不能让学术、权力与金钱出现不科学的、不正常的、不合法的联手。

　　薄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