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中央文件”

    对于咸丰登极前后广西爆发的武装造反，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后来有所总结。按照他的说法，这场大规模的动乱始于道光三十年，也就是咸丰皇帝刚刚接手皇位的这个年份。其实在此之前，广西的盗抢杀官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官府不敢上报，致使朝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接到明确的奏报。于是官方的文件都统一于这一时间口径。

    咸丰接到有关广西匪情的迟来的报告，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即便他感到了某种恐慌，他也会表现得颇为镇定。他历来遇事不慌。他有父皇看好的可贵品质：沉稳。

    当他的身份还是四皇子奕詝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忍耐。老师杜受田教他韬光养晦，增强了他内敛的天性。深宫内廷中发生的所有不愉快，包括跟六弟奕訢争强斗胜，他始终以平静的外表掩饰内心的波澜。登基以后，他总是把朝政时局引起的情绪强压在心里。

    长久的内敛，导致这个年轻人体弱多病，面色发黄。他有气恼，有愤恨，有恐惧，有牢骚，但很少发作出来。他拼命地压抑自己，结果弄得身子骨非常虚弱。不论多么好的太医，哪怕是华佗再世，扁鹊转生，也无法给年轻的皇帝解除亚健康状态。想来想去，只能劝他喝鹿血。于是宫廷里养了一百几十头鹿，每天令人取血给皇帝进补。

    然而咸丰的痼疾是无法治愈的，他的忧患注定没有止境。当他手持广西送来的战报时，他登上皇位之后才不过四个月啊。这份战报至少传达了一个信息：内战的火焰已在湿热的南方燃起，西洋的夷人已不是唯一令他头痛的问题。

    根据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奏报，咸丰很快对南方的局势有了大致的了解。广西的贼情非同小可。郑祖琛真是胆大包天，居然长期对贼情隐瞒不报！广西全省几乎都有会党活动，他怎么敢拖到现在才奏报朝廷？

    咸丰盯着广西地图，对照奏疏察看。广西中部的柳州一地，周边都有反贼。柳州本地有陈东兴和陈亚贵一伙，柳州西北面一百多里处的庆远，有张家幅和钟亚春一伙。柳州东南约一百里处的象州有个区振祖，象州以南约一百里处的武宣有梁亚九和刘官生；武宣东南方约一百里处的浔州有个谢江殿；而在柳州东北方约两百里处的平乐，也有一伙盗匪。这些盗匪“分散肆扰”，其中以柳州的陈亚贵一股最为厉害。

    咸丰看得一阵头晕。父皇移交的江山真是不平静啊。他老人家不许臣子们报告贼情，讳疾忌医，那些奴才乐得报喜不报忧。咸丰嘴里不说，心里感慨万分。看来，朕要振作精神，把父皇留下的烂摊子拾掇一遍。多喝几碗鹿血滋补身子，一定不能倒下，一定不能慌张，一定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前朝的勋臣们或许不是无能，而是畏惧父皇。朕要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朕还要加紧网罗人才。曾国藩说得对，必要时不惜打破人事制度的条条框框，也顾不得自己的好恶了。哪怕臣子顶撞，朕也要把怒气强咽下去。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西历1850年6月28日，弈詝就广西武装造反事件，给广西巡抚郑祖琛发了一道上谕。这道上谕，可以视为清廷针对广西会党造反下发的第一号中央文件。

    由于清廷情报系统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加上官员有意的蒙骗和欺瞒，广西的官府甚至没有告诉皇帝，清廷在广西的真正对手究竟是何方神圣。咸丰在这份文件里没有提到洪秀全一党的名字，显然朝廷还不知道这帮大对头的存在。

    后人读了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满清行政体系的一大堆问题。

    第一大问题，满清官员的政治嗅觉非常迟钝。其实在这时候，广西柳州东南方向的山水之间，冯云山等人正在秘密酝酿咸丰年间最大的一场军政风暴，很难想象一个稍微敬业的官僚体系，会对洪秀全这位朋友主持的造反筹备工作毫无察觉。但事实上郑祖琛的班子就是如此缺乏效率，他们的确不知道治下有个拜上帝会正在蓬勃发展，即将公开对抗他们的权势。因此，他们没有向北京提供这方面的任何情报。

    第二大问题，广西的官府在故意掩盖矛盾。应该说，广西官场中并非无人察觉拜上帝会的危险性。桂平县的代理知县李孟群就对这个宗教组织有所警觉，并且有意将祸端消弭于未发之前。但是他官职太小，人微言轻，他的主张被广西第一高官郑祖琛当作杞人忧天，一手压下来了。

    李孟群此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正是新皇帝很想在宦海中寻觅的合格官员。他对拜上帝会的警觉发生在三年以前。

    冯云山曾于道光二十七年被桂平县的官府逮捕下狱。当时的桂平代理知县就是李孟群。他对冯云山这个在本地客家人中非常吃香的外来人起了疑心，想查一查他是否有什么不法行径。实施逮捕时，衙役们搜出了十九本名册，上面登记了拜上帝会追随者的姓名。李孟群看到了冯云山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建议郑祖琛立即将他正法。郑巡抚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一心向佛，脾气温和，害怕暴力，担心杀了冯云山会引起事端。他下令释放这位外来客。李孟群叹道：“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啊！”他虽不情愿，却无奈地执行了命令。

    李孟群和郑祖琛代表着广西官员的两个极端。当一省局势完全失控的时候，李孟群对付造反武装决不手软，但他未在决策层，无法挽回官军的败局。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行动也很果决。后来的事实说明，如果郑祖琛采纳了他的建议，也许桂平县境内还会有人起事反清，但会不会建立太平天国，就很值得怀疑了。

    李孟群不仅善于识别造反派，而且由于进士出身，少年得意于官场，对朝廷十分忠心。他的父亲李卿毂是一名中级官僚，没少给他灌输忠君报国的儒家理念。特别难得的是，这个来自河南光州的年轻人虽然身居文官之位，却有军人的气概，领兵作战毫无畏惧，很快就让年纪跟他相当的新皇帝对他有了一些印象。

    第一号文件暴露的第三大问题，是咸丰小子在政治上的稚嫩。咸丰在初登皇位的时候，还固守着祖制中的若干教条，不肯轻易饶恕逆党中人，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镇压造反派。他在上谕中指出：广西布政使劳崇光在道光二十九年勉强招安造反头目张嘉祥，是一个失策的举措。此人单人匹马投靠朝廷，部众没有跟随他来吃皇粮，而是“四散勾结”，造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

    咸丰的思维仍然没有摆脱老套。他虽然很想启用新的人才，但他的思想解放有限，还不能接纳一名投降的叛逆。他对劳崇光的做法颇为不满。他想，一个反贼，把他的部队打垮，把他抓起来处死就行了，何必急于招安？难道我大清缺少人才，还要靠这个目无法纪的贼头出力？

    其实，犯错误的人不是劳崇光，而是咸丰自己。他不了解张嘉祥，也不懂得招安此人的重要性。直到几年以后，咸丰才不得不承认，劳崇光招降此人，为清廷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张嘉祥不仅成了一名忠心于朝廷的大将，而且他接受招安并受到朝廷重用的事实，起了瓦解敌对阵营的垂范作用。

    如果咸丰亲眼见过张嘉祥，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张嘉祥毫无贼相，面目美秀，神情文雅，举止谦恭，如同书生。他属于外表和行事风格相冲突的类型。一副儒相掩藏了侠肝义胆和放荡不羁。

    新皇帝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是情有可原。他对两个情况估计不足。第一，广西官军确实打不过张嘉祥这股土匪；第二，当时的官军真还是缺乏张嘉祥这样的人才。咸丰尽管头脑精明，但由于情报不足，消息不灵，未能知己知彼，在这个问题上错怪了劳崇光。

    此文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图书公司出版的《湘军为什么这么牛》之第一卷《乱世豪杰多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