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宁波未来大变局》四大系列之二
罗天昊 刚峰
众人皆醉我独醒。
最近几年，浙江的发展速度放缓，宁波在此大势之下，亦似乎失去了改革初期的迅猛势头。继之而起的，是天津等依靠重工投资为主的城市。就中国的产业现状来说，浙江模式其实是最合理的，但是，在国内很多区域普遍依赖投资的情况下，浙江坚持内生性发展，依然相信中小企业的做法，需要巨大的勇气。亦要付出巨大代价。
就三年发展速度，天津远远超过宁波。2008年至2010年，天津三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6.5%、16.5%。17.4%。生产总值从6354.38亿元，增长到 9108.83亿元。
而同期，宁波2008年至2010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1%，、8.6%，12．4％。经济总量从3961亿增长到5125．8亿。相比天津年均突破15%，宁波甚至在2009年跌破了10%。
但是，在这种增长背后，两者真实的经济效率，却往往被忽视。
自2008年至2010年，宁波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728亿，2004亿和2206亿，均未超过50%。而增长率分别是8,2%，16.0%。和10．1％。
相对之下，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异常迅猛。自2008年至2010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404.09亿，5006.32亿元，6511.42亿元，增长分别为42.5%，47.1%，30.1%。增量连续3年超千亿元，固定投资复合增长率为全国之冠。
某种意义上说，天津的高速增长，很大原因，在于其直辖市的地位，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国家在天津布置了大批重点工业项目，对于天津的经济造成了强力拉动，相对而言，宁波则没有这种优势。
如果将城市竞争比喻战争的话，那天津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其内功的深厚，而在于其身披重甲。
同时，2009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突破了5000亿，占GDP的比重，创纪录地达到了75%以上，为国内最高的城市之一。以47.1%的投资增长，换取16.5%的经济总量增长，天津的效率不仅不值得推崇，而且是出奇的低效。
相对而言，宁波对于投资的依赖，则小得多。最近几年，全国平均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了60%，而宁波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不到45%，宁波虽然发展速度稍逊于天津，但是真实经济效率，却高出好几倍。
而在天津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滨海新区几乎贡献了一半。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由于国家的重点扶持，滨海新区基本撑起了天津的经济增长。
得宜于天津的特殊政治地位，2006年9月，《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下称《方案》)上报国务院之后，作为天津“特区”的滨海新区，就一直获得了巨大的关照。金融改革实验区、港股直通车、“百万吨”大乙烯、空客等大项目，都落户天津，这种优势，是宁波无法比的。某种意义上说，天津的高速发展，是国家的政策红利所致，而非内生性增长。
重剑刚猛，失去灵便。
天津的大投资，大项目模式，虽然能够短期内拉动经济，但是，过于依赖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而缺少内生性，竞争性企业，是天津的硬伤，天津的主导产业，总产值占90%，其它产业难以发展。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方面，宁波则远远领先于天津。宁波非公有经济占比超过70%。而天津多年以来，民营经济的比重，都不到40%，基本是国有经济一手遮天。
成败两萧何。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达，一直以来是宁波的优势所在。宁波目前的困局，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中小企业发达，而缺少必要的重工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缺少足够的抵抗力。在未来，宁波要冲击经济总量，更多需要部分重型化，通过大企业，大项目，来中和目前的企业过于分散的格局。
而以前的轻工业重镇，逐步走向重型化的案例，在国内并不鲜见。
同为中国制造业工厂的广东，早在21世纪初，即开始布局重化工业。在石化、钢铁、汽车、核电等大型、特大型重工业项目的拉动下，广东轻重工的结构2010年达到39.9：60.1。
2002年，一度在产业选择上“避重就轻”的广东，破天荒地开始引导全省产业向重化工业倾斜。开发南沙即在此背景下启动。广州几乎不惜一切举措以吸引重化工业企业来粤投资。一大批以汽车、石化、重型装备工业为核心的重型化企业，迅速在广东落地生根。一直被视为民营企业大本营的深圳，也提出要要向重化工业转化。
而同在浙江，温州亦早完成了经济转型。
此前，温州一直以民营企业和轻工业为主，但是，由于规模小，利润低，温州经济缺乏后劲，甚至发展速度一度低于浙江平均速度。为此，很多温州资本外流，民间传言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即在此大背景下产生。而在国家宏观政策收缩下，这种发展空间被关闭。在此情况下，温州将发展重工业作为突围之路。
正如温州人所说，温州所有打火机产业加起来有5亿多只，却比不过一个钢铁项目的利润。为此，温州早在几年前，即在洞头岛发展港口工业，如今，这个海岛小县临港工业占GDP比重超过50%。而自2003年之后，温州重工业首次超过轻工业，至今，轻工业比重逐步下降，温州已经彻底扔掉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国际轻工城”的名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依靠民营经济一直领跑全国，经济实力跃升至第4位。然而，近几年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缓慢倍感压力，增速已落后于各省市。缺少重工业的支撑，使浙江的经济抗御风险能力不足，利润也偏低，这种情况，对于宁波来说，亦是如此。为此，无论是浙江，还是宁波，都有发展重化工业的必要。
就全国范围而言，逐步放缓的增长，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都使各个地方政府，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理解为工业系统的重型化，所谓的发展装备制造业，新兴制造业，主要就包括石化，钢铁，汽车等行业。
事实上，石化行业是世界各国GDP平均比重最大的行业，在中国，石化行业更是而石化是国家垄断行业，利润比传统制造业高很多。而且规模大，产业集中。发展石化行业，对于以GDP论英雄的地方政府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浙江的发展模式，应该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亦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对于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国家来说，发展大规模的轻工业，满足庞大民众生活需求，将至少持续20年，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政绩考核模式，逼迫各地政府搞大产值。为此，发展重工业就是一条捷径，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所以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是，最后发现，发展高新救赎效果不彰，反是搞制造业创造了“现代奇迹”。
浙江此前一直坚持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也因为获得了国内对于浙江模式的肯定。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尚未完全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很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一些大型垄断企业，资源性企业巨头，更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作为地方政府，一个任务之一，就是尽量为本地争取更多的资源。
“十一五”时期，浙江以年均增长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年均11.%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在全国数一数二，但是，很多时候，地方的发展，还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天津的崛起，并非内生力量，而是中央扶持的结果，虽然浙江不提倡这种模式，但是，争取适当的支持，是完全应该的，而在这个方面，浙江乃至宁波以前过于保守。
今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3.7%，在某种意义上，还只是补课，浙江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吃亏不少。在未来，浙江需要争取更多的来自中央的资金支持，亦需要争取更多的来自中央的企业。
广东最近几年，就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一网打尽，同时宝钢也先后投资广州和湛江。在未来，浙江也需要加大引进大型企业。具体到宁波，除因环境保护受到约束，石油行业需要有限制发展之外，其它如钢铁行业，造船工业，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等，需要大力引进。
而作为一个本土经济发达的城市，宁波的重化工业，与广东湛江的模式绝对不同，广东湛江通过引进中石化，中石油，宝钢等企业，实现了再造湛江，但是，本土经济却被空心化。
未来，宁波的重化工业，应该是本土经济的补充，而非另起炉灶，彻底颠覆宁波现有的产业结构。
事实上，在很多领域，本来重型化对于民营企业就是一种排挤。虽然在重化工业领域，宁波重新对民营企业开放，但是，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投资，非一般民营企业能负担得起，最后，重化工业实际上成为央求和外企的领地，民营企业已久被困在低利润行业。而重化工业虽然规模巨大，但是真实效率很低，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尤其能力有限。
为此，宁波需要在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平衡。在加大固定投资，发展重化工业的同时，保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优势。重化工业的作用，应该是帮助宁波冲击经济总量，同时，中和轻重工业比重。目前，宁波已形成了以石化、电力、纸业为主体，机械、电子、冶金、建材、轻工、纺织服装、医药等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重工业比重已经达到72.1%，基本已至峰值，未来不宜比重太高。
同时，宁波由于地处长长三角的中心，并非如广东的湛江和粤东那样处于侧翼，所以，对于发展石化和钢铁等重工，需要有所克制，宁波未来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应该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更重要的是，宁波需要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制造业。而非仿效广东部分地区的“腾龙换鸟”。2010年，宁波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509.5亿元，增长39.2%，这些说明宁波新型制造业的比重在增加，这对于提高宁波经济竞争力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