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和平崛起的金融战略
（《英大金融》约稿，徐洪才）
一、确立金融强国的发展战略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和民族崛起一刻都离不开金融支持。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对荷兰崛起做出重大贡献，到英国“金融革命”对英国取得英法争霸胜利的决定性意义，再到美联储确保美国经济金融稳定；从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开创全球股票市场先河，到伦敦金融市场对英国取得英法争霸胜利的重要作用，再到华尔街在美国称霸全球过程中承担的特殊使命；从荷兰在欧洲发行货币享受铸币税特权，到国际金本位制确保英国主宰世界，再到美元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支柱，这些历史事实都无不彰显了金融对大国崛起的巨大引领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目前中国是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步伐加快，如何重塑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如何在国际金融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做出中国应有的巨大贡献，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我们眼前，不容回避。
第一，应树立金融强国的治国理念，充分认识发展金融对大国崛起的战略意义。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有很多影响因素，关键是要看中国是否具有金融战略思维。只有树立金融强国的理念，才能把握大国崛起的正确方向和成就大国崛起梦想。因此，必须对金融改革开放做出清晰的中长期规划，以服务于大国崛起战略目标。
第二，全面夯实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近代400多年国际金融业发展历史表明，建立一个资本市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关系到一国经济竞争力、一个民族兴衰及其前途命运。一般而言，现代金融体系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本币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储备货币；二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三是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四是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五是多层次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六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七是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八是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第三，坚持“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沉着应对国际金融领域中大国博弈。当前，人民币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严重不符，即所谓“经济大国，金融弱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目前，美元体系陷入了困境，中国应该把握这一难得历史机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建立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妥善处理国际金融和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金融创新是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金融深化和实现金融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市场培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组织体系。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美国是金融创新不当和创新过度，而我国是金融创新严重不足。我国应该抓住全球金融格局重新洗牌的机遇，乘势而上，在严格监管前提下，缩小与发达国家在金融创新领域的差距。
第五，建立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在金融机构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发挥大型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机构骨干作用，还要发展一大批经营灵活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方面，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其中，建立“9+1+1”模式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核心。具体含义：一个“1”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全国主板市场；另一个“1”是指深圳创业板市场，即全国创业板市场；所谓“9”，指9个区域性OTC资本市场。三个层次市场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与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相互补充和促进，彻底解决我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一个轮子大，一个轮子小”的问题。
第六，大力培育多层次金融中心网络。一是着力打造上海、香港和台北等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和上海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作用，充分发挥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协同效应，整体提升大中华地区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以满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东部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北部湾第四增长极”的现实需要。结合“9+1+1”模式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打造我国多层次金融中心网络。
二、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二十国集团（G20）已经走向了历史前台，成为协调重要国际经济事务的平台，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打破美元独霸世界的格局，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货币新体系。
第一，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一是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功能。目前需要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能力，协调成员国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困难。二是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职能，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作用，加强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三是建立全球最后贷款人制度，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四是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预防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信息，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预警信号。
第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许多国家由于金融机构监管不善，引发金融创新过度风险；或由于金融机构财务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风险和处理风险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制度，包括：加强金融机构资本和流动性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加强对“对冲基金”机构监管；加强对离岸金融业务监管；限制杠杆比率，防止金融创新过度；提高金融监管者素质和执行力。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要更多地考虑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关系；三是改善地区金融合作和协调。从合作领域看，应该加强经营环境、内部控制、市场约束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四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测与控制，维护大国汇率基本稳定。
第四，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IMF治理机制改革，包括投票权改革和高层管理者任命等，防止大国操纵，提高信息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二是调整特别提款权（SDR）一篮货币构成，吸收人民币加入，扩大SDR规模和使用范围；三是协调东亚国家经济政策，凭借整体实力形成与美国、欧洲“三足鼎立”之势，促使欧美接受中国提出的某些方案，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知情权和规则制定权。
三、建立“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体系
目前“一美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极不合理，也是极不稳定的，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相互竞争制衡的“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新体系。经验表明，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作为保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复杂原因，建立东亚单一货币“亚元”缺少现实基础，人民币国际化和成为三“足”中的一“足”，已是大势所趋。
第一，改变人民币为美元附庸地位。将人民币与日渐衰落的美元捆绑在一起，容易导致中国经济过早进入老态，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英联邦国家曾饱受英镑衰落之苦，其教训可资借鉴。中国已开始摆脱盯住美元汇率制度，转向盯住一篮子货币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应抓住人民币渐进式缓慢升值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逐步摆脱美国经济羁绊。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可凭借制造业基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地理分布多元化；通过多样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东亚区内贸易和投资，形成内生性经济增长机制。目前，中国和东盟已建成自由贸易区（FTA），应该加快东盟与中日韩（10+3）自贸区建设。
第三，优化海外资产配置。中国应该放松对居民和企业资本管制，让私人部门成为海外投资主体；支持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建立海外能源资源基地，优化海外资产结构；扩大外汇储备资产组合范围，适当增加欧元、日元和商品头寸，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避免美元贬值风险。
第四，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应在亚洲担任领导者角色，在国际舞台上东亚应该有统一的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等领域加强合作，提高东亚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一致要求美国停止放任美元贬值这一不负责任做法，呼吁美国承担国际责任。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国家经济实力决定货币实力，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人民币国际化时机逐渐成熟。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不能消极坐等，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首先，摆脱美元的负面影响。过去，中国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维护了人民币币值稳定。在起步阶段，这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长远看，人民币过多依附于美元和缺乏独立性，限制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空间。现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经重启，应坚持盯住一篮子货币浮动，逐步摆脱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影响。
其次，采取“三步走”的策略。一是在周边地区现钞流通和使用。二是成为周边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计值、结算和流通货币，即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目前，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范围扩大，中国香港已经形成了大约4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要进一步做大香港人民币市场规模，把“池子”做大、做深。三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的过程，实际是人民币逐步充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等三大国际货币职能的过程。
第三，立足亚洲，坚持区域货币到国际货币的发展路径。以东亚“10+3”为依托，提高人民币在亚太地区中影响力，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提高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份额，并逐步渗透到区域投资和金融领域。开辟渠道，建立机制，在可控基础上满足一些东亚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需要。
第四，主动培育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扩大人民币与贸易伙伴国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鼓励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中国承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可按市场汇率自由兑换成美元，在人民币具有升值潜力背景下，将有更多国家愿意接受人民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3万亿美元，中国有能力保证实现承诺。
第五，逐步消除不必要的外汇管制。国家已经做出战略决策，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意味着届时人民币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自由兑换。放松资本管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过严的外汇管制将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实力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提高了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承受能力，应该逐步实行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和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境外人民币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回流，就必然选择非法渠道回流，造成地下钱庄和货币走私活跃，不仅威胁了中国金融安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难以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因此，除了扩大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外，还应该承诺可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政府债券和对中国直接投资。
第七，发挥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民币流出多、回流少，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缺少人民币。因此，必须把钱“借出去”——这是从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发放日元国际贷款中得到的启示。建议在上海和香港开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加快推出上海国际板市场，吸引国外企业到上交所发行人民币计价股票和到港交所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
第八，建议将港币与人民币挂钩。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长时间采取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不仅不利于香港本身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央政府应该促成香港特区政府改变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转向实行与人民币挂钩的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