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杂志仅有文学理想是不够的

答《广西文学》冯彦冰问

 

 

1、我知道，您是河北人，从河北到陕西，这根一扎就扎在了《美文》上了。我在广西一直办着一个散文专栏，叫“重返故乡”，我可以感知这种血缘、脐带与个人文学命运纠结的意义。您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您的这种故事情结么？

 

《美文》杂志1992年9月创刊，我是93年初从河北省的一家杂志过来的，算一算有十八年了。最初的动机是对贾平凹个人的尊重，也可以说是偏爱他的文学写作。这些年一路过来，现在觉着是陷入这本杂志了。随着对贾平凹写作状态及写作心态的进一步熟悉，尊重后边又加了个敬字。一个作家的心态是很重要的，这个心态既包括创作时的心态，还有平时怎么活人的心态。比如一个运动员，心态不太好的话，技术再突出，出大成绩是很难的，至少不稳定。贾平凹的创作一直稳定着往前走，心态好是前提。作为《美文》的主编，他爱这本杂志，也是编辑行家。创刊时即明确提出“大散文”的文学主张。“大散文”不是口号，而是《美文》的编刊取向。我们读文学史，会知道有的杂志主编是名作家，如果不是内行编辑，这样的杂志存在时间一般都不长。贾平凹有三个实际头衔，陕西省的作协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美文》主编。有一次开会，碰巧是我主持，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省市一些领导也在，在介绍与会来宾时我这么介绍他：贾平凹，《美文》杂志主编，兼陕西省作协主席，兼西安市文联主席。大家都笑，他也跟着笑。他看重这本杂志，有一个具体原因，因为是融着他的文学观的。

故乡这个词，让人心重，有时候也让人心荡神摇，尤其是想念家里亲人的时候。但从另外角度讲，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总有“客居”的感觉，也是不对头的。一个人活着，第一要素是做好他的分内工作。“乡愁”，人老了的时候是大事，其它时候差不多都是闲愁。于右任和余光中两位先生，都写过让人传诵的“乡愁”诗，诗里有感情的东西，还有政治的东西。写乡愁，在情感之中，还含着别的，就把乡愁写大了。我是河北人，但这个概念在两种情况下才清晰，一是逢年过节，再是单位里填各种表格时碰着籍贯一栏。

 

2、您跟平凹主编也算是“天生的一对”了，你们的合作真的是有几分天意的。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精神状态中时隐时现的几分佛性。平凹自不用说，他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写着写着，就露其“佛脚”了。您也一样。我看您的稿边笔记，说着说着，那点禅意就弥漫了出来。不论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还是对艺术的感悟，你们的确有相当超脱的地方，我相信这就是非常修养修出来的。但这些对于散文，就是一种幸事了。因为你们是在一个擂台上，或者说由你们构建了一个擂台，散文的武林高手都冲着这点来了。您说呢？

 

托大一点说，我和平凹主编都是看重分内工作的人。在工作中，我和他一是一，二是二。他是一，我是二，但各尽职守。工作之外，我们相处得很随意，我好开玩笑，他为人厚道，对我也有些“放任”。1998年我做常务副主编，主持《美文》具体工作。他送我一幅书法，是老子的话，四个字，“忘知守本”。我给他说了一个人，是宋朝的吕端。吕端是河北廊坊人，和我有乡谊之扯。毛泽东主席评价叶剑英有一句话，“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这个人小事情上很随意，由着性子。但蹈大方。那幅书法我最初挂办公室里，后来觉着有大旗虎皮之嫌，就拿回家了。

我在《美文》的扉页写稿边笔记，是他“哄”出来的。最初创刊的几年他写读稿人语，每期都写，后来事多忙不过来，就说让我代几期，这一代就没让停下来。

 

3、国内的散文刊物不多，但数下来也不少了。前前后后，起起落落的，但有影响的，《美文》也算其中之一了。究其原因，在于《美文》有一杆旗，那就是“大散文”理论和旗手贾平凹。其他散文刊物没有鲜明的旗帜和杰出的旗手。当代我国散文艺术发展的实践证明，这面旗帜，代表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散文的主流。站在文学史的角度看，您能谈一下，这杆红旗能打多久吗？

 

谢谢您这个问题，这是对《美文》的鼓励。我刚才说过了，“大散文”不是一句口号，是《美文》的编辑思路。说是旗帜也行，古人打仗，队伍前边都要顶一个旗帜，张飞的队伍写张，赵云的队伍写赵。“大散文”是贾平凹提出来的，我就在《美文》封面上写明“贾平凹主编”，最初他不同意，嫌张扬。我硬坚持，他也就同意了。旧时的饭店也挂一种标志，叫幌子，这种幌子可不是走江湖人的那种。饭店幌子样子像灯笼，挂在门前，很显眼，走到大街上一看，就知道里边经营什么。挂一个，是小吃店，意思是主营一种，进来别挑食。挂两个，就可以选择了，但可选的也有限，档次是家常菜那种。挂四个品种就齐全了，也含着大厨手艺不一般的意思，吃家可以不照菜谱点菜。挂到六个或八个，就属于今天的五星标准，有硬件，也有软件。《美文》的“大散文”，说是军旗也可以，但我们不是起义军，我们不想推翻谁或消灭谁，大家都和谐着才好。说是饭店门前的幌子也可以，目前还只是挂四个的水平，品种比较全，胃口深沉的吃家还可以点贾平凹亲自下厨。

 

4、在散文界，当然可能还是文学界，不缺有追求的，但奇缺有担当的和能担当的。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层次、文学境界的层次。《美文》与其他刊物相比，这一点的差距的确是存在的。大散文的概念表明，你们的刊物能够忧虑散文文体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定位，而不只是一般的推出好作品而已。文学界并不缺乏道德热情，但缺乏思想的热情，更缺乏主义性质的变革转型的热情，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有点大，我就说些大话。

担当，道德热情，思想热情，主义性质的变革转型的热情，这些词让人听了心里就发热，有暖流。我从四个角度看这个“庞然大物”。

 

一、文学是警醒或唤醒世道人心的，但怎么去“醒”是大课题。抗日战争年代，短短几句的“墙头诗”，老百姓看了血就沸腾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学是热的，文学杂志都是红火的，那一阶段是思想的坚冰刚开始解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是认识阶段。作家成了那个时期里的代言人，还不是发言人，发言人是为本行本业说话，代言人相当于以前衙门口代写讼状的那种。做代言人要能发现问题的焦灼点。刘心武写《班主任》，为教育界代言，当时的教育体制都崩溃着，老师们是“臭老九”。刘心武还写过《爱情的位置》，当时只讲集体感情，人性这个词属于资产阶级的，要批倒批臭，没有任何位置，更甭提“爱情”了，毛主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不以结婚为前提的爱情叫耍流氓。”李存葆写的《高山下的花环》，发出了战场内外都有人性和人情的了不起的声音。当时有一大批这样的“破冰”作品，才点燃了当年的这把文学之火。现在三十年时间过去了，今天社会的焦灼点在哪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在哪里？作家要写出这些东西，才可能做到警醒或唤醒。一个人看出问题的焦灼点需要“眼光”。政治眼光是看穿，看透，看到问题的背面去。经济眼光是看准确，看到位，“2011年中国的GDP增长预计8.5%”，说这类话的是经济学家，如果他说差了，是他看走眼了。文化眼光是把社会走向看个明白。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文化眼光，具体对应着说，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这不都是河东河西吗？

二、再说说思想这个词。思想不是指思考的样子，思想要有结果。思想要以眼光做前提，要有新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有新发现的，发现了社会的焦灼点，在当年他们是有远见的，有远见就叫超前。现在把作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放在一起去比较，比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人士，作家们对社会趋势的认知比这些人超前吗？哪位作家超前，哪位就是真作家，大作家。再把作家和社会群体作比较，把中国作协会员做一个群体，同科技界、医学界、教育界、法律界、传媒界，乃至军界、政界等比较一下，作家这个群体具有“新发现”的优势吗？或者说，比他们看得更远吗？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有远见的，远见里才有卓识，卓识的别名叫思想。前几年流行“文学是低谷”这个词，地震造成的低谷是自然力所为，“文学低谷”不是自然力量导致的，是人为的。一个人是矮个子，他不往高里长，还去埋怨高个子显着自己矮，这是不行的。

三、不是只有文人或作家才爱国。每一个公民都爱国，我们中国人有爱家乡爱国家的硬传统。但爱国最好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去爱。有外族入侵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干了，打日本，反美帝，这是最大的爱国。国家四分五裂着，去搞国家统一，这也是大的爱国。如果一个皇帝，整天不干正经事，我们把他废了，这也是爱国。现在咱这个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行各业都在忙自己的事。如果哪个行当偷懒，不好好弄，责任感重的作家，可以去督促一下，比如腐败，比如政治体制改革落后，都可以管一管。但同时要把自行分内的事干好。作家不是职业革命家，作家要写出硬作品，编辑家要编出让人爱读的杂志。世界上哪个国家出点事，美国人都去伸手管一管，因为他自己玩大了。但朝鲜这个国家不这么干，他埋头搞核武器呢。打伊拉克，打利比亚，美国人说打就打了，但打朝鲜，他要反复掂量，不敢轻易下手。一个世界冠军，站在领奖台上，见到升起的国旗流眼泪，这是让人感动的，航天员在太空让国旗飘出来，这更让人动感情。练举重的运动员，先要把自己身体练结实，练硬梆，这是能举起超重量的本钱。还有人文精神那个词，我觉着袁隆平教授做的事情，他把水稻的产量提升得那么高，要养活多少穷人呢。这种成果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是极富有人文精神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顺便说说。我们评价古代文化先贤的话，有一些需要商榷，说屈原是“屡遭排挤，仕途遇阻”，李白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苏轼是“一贬再贬”，蒲松龄是“屡试不第，民间情怀”，还有很多。这些词听着都像“政审术语”，评价文化先贤，用这样的眼光去打量，我觉着是低估。评价一个人，先看他政治觉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四、文学杂志仅有文学理想是不够的。文学杂志，杂志是主语，文学是定语。像货车和客车，车是主体，装载的东西不一样，一种拉人，一种拉货。文学杂志，就是装载文学的车。文学是艺术，但杂志是商品，文学杂志是有特别含量的商品，但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考虑市场因素。一个杂志编的好，但没有人读，这个好就是“凭空而降”。我是八十年代开始当文学编辑的，那个时候流行一个观念，一个编辑能编出好作品，自己又能写出好作品，被认为是大编辑。但我一直都不这么看，我打个比方吧，假如作家是织布的，编辑就是裁缝。好一些的叫服装设计师。衡量一个裁缝的水平，同会不会织布直接挂钩，不妥当。当然，一个好裁缝又会织布，是好事。但织布织得好，裁缝当不好，肯定是不好的事。一个拉煤的司机，如果不去想多拉些煤，多拉些好煤，却一心想成为煤研究专家，即使成了，也是二把刀。

我1998年主持《美文》工作后，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编辑部会上宣布一个口头规定：编辑的职责是编出好作品。个人写作，同打麻将一样，属个人爱好，不纳入工作积分范畴。第二是着手建立发行部，那个时候大多数文学杂志都不设立发行部，发行的事由通联兼顾着。今天《美文》发行部有近十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发行渠道和网络，有一段时间，还把这些网络印在杂志的扉页上。没有这些基础的东西，《美文》不会有今天近十万份的发行量。

 

五、你们办的美文少年版，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非常创意的艺术担当。正如武林童子功一样，散文也需要有童子功。而如果为散文的未来着想的话，那么，童子功和童子军就很有意义了。从艺术上看，散文的童子功是散文艺术价值里最昂贵的部分。您说呢？

 

《美文》少年版，是2000年10月试刊的，2001年正式出刊。后来不叫少年版了，国家有严格出版规定，不能搞“一号多版本”，我们就叫了《美文·青春写作》。说实话，办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如何提高《美文》发行量。一条腿走着艰难，再多长一条腿。现在两个杂志互动着，最初在少年版上发表文章的人也长大了，有不少人又成了上半月刊的作者。

 

六、我总觉得，与其他文体比起来，可能散文对理论的依存显然更大些。如果说，促使散文产生阶段性、历史性的进步甚至转型的首先是理论，那么，制约散文发展的可能还是一个理论问题。“大散文”的理论从一开始，似乎就处在一种“纠偏”的阐释中，直至今天，终于通过大量的成功实践，才使人们认知了“大散文”的艺术用心。但说到底，似乎理论界对“大散文”定义的严谨性存在一定的质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大散文”是贾平凹对散文的认识，他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醒悟出的，不是从理论角度提出的。《美文》这些年编刊，也是把他的这种醒悟逐步的去落到实处。

“大散文”是《美文》明确的编刊主张。任何主张都是有针对性的，“大散文”针对什么呢？我们把小说、诗歌、散文比较着说会明了些。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革新，旧文学观念被停用，倡行白话文。新小说和新诗的文体基本上是译文体，是翻译国外的，或半中半外。发展到今天，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的划分。诗也有长诗和短诗的区别。散文在文体上比较含混，名目繁多，几种概念并行，散文之外，还有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甚至还有报告文学这类独自开文学门户的。散文在古文学里是大的，也是浑然一体的，除韵文之外都属散文，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散文像个旧式大家庭，后来这个大家庭解体了，孩子们长大之后一个一个挑门单过去了，住在大院子里的好像是管家的后代，直系血亲的东西被消解了。今天我们说到小说和诗歌的概念，很清楚具体指什么，但说到散文，是含糊其辞的。鲁迅文学奖有一个奖项，叫散文杂文奖，还有一个奖，叫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概念都含混着，别的东西还怎么去谈清楚。《美文》是按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编目的，这么编是仿照小说的分目，十万字以上是长篇，一万字以下是短篇，居中的属中篇。这么分目有两层含义，一是回归散文的浑然一体。浑然一体才可能强大，苏联解体之后，散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后来还要搞独联体。另一层意思是，让作家放开来写，也易出好的散文作品。

创作主张，和理论概念是两个走向的问题，也不是一类人能干全面的。一个作家的创作主张，通过一本杂志去铺展开来，就放开手脚去铺展。归纳、总结、去粗取精，是学术研究领域的工作。学者一研究，就严谨了。厨师发明了川菜或粤菜，就多去开发菜的品种。研究川菜粤菜营养学的价值会有专门的人去做。厨师说不了这些，他的长项也不在这方面。。

 

7、我们的艺术认识相当依赖于理论，而偏偏大多的理论只有“论”和“识”而没有“悟”。散文理论之所以给人以不发达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缺少这种让人永远破释不透、揣摩不尽、可体悟不已的“经文”呢？

 

您这个说得好。如今的散文，有个性有分量的不太多，更没有形成规模。中国足球踢成那个样子，中国足球理论能好到哪里去。

 

8、我很认同你们对于“小散文”的定评和警觉。您有个演讲，专谈如何写好散文的，我印象很深。这个演讲，是对大散文理论体系最精彩的诠释之一，而且通俗易懂明白了畅，充满了时代新感觉。

 

您说的那个文章，是交差。那一年西北大学让我做兼职教授，还要和学生们说些话，我会说些什么呢，只好说说散文的写法。现在大学都在扩招，一下子增加很多学生，缺教师，我是个扩招的教授。

 

9、您的学问很扎实，特别是对古典的研究，角度还挺刁，毫无泥古的陋习。我们想知道的是，您是怎么读书的？有什么特别的书单吗？中国有不少文学大家都有个读书的秘方。如秦兆阳，据说他每年都要重谈一遍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您有不断重读的书吗？

 

扎实可是您说的。我要是这么说，肯定有人打我。我读书随便看，乱七八糟。重读的书只有《东坡志林》和《阅微草堂笔记》，我爱看这一类，特好玩。纪晓岚讲的鬼和狐狸故事就是比蒲松龄高一筹。古代也有贪官，赃官，但总的讲，古代的官员比今天的有水平。古代的官员少，远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的一个市长，并不比一个区长县长水平高出多少，至少不是很明显。在古代，县令是真的比县丞水平高。我们今天评价文章有一个词，叫品位，就是从官本位来的。古代的大官，真是有大的水平呢。苏轼是个例外，一级一级往下降，但水平是一年一年往上走。

 

10、您的文笔相当好，我特爱读你的刊首语，那些充满灵性与理性交融、甚至有几分含糊其词的表达，让人有含梅之感。您能推荐您写的和您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宏篇给我们吗？

 

我写文章，也像厨师。厨师炒菜，要尝尝咸淡生熟，好菜炒多了，尝到肚子里的油水也自然就多些，但都是沾光沾出来的。一个厨师还是要多炒好菜，多炒大菜，要是整天炒萝卜白菜，就成了乡镇炊事员的那种大肚子。

让我推荐，我就推荐《美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