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身在官场而兼职博导的官员眼见着多起来了。

      媒体报道，2009年12月12日，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受聘中央美院客座教授、客座博士生导师。2010年11月18日，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受聘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春时指出，只要是设立了博士点的大学，大多数都有官员博导的身影。（《南风窗》4月25日）

      官员活跃于大学讲坛、学术机构，本也无可厚非，“术业有专攻”，社会上没有必要低估官员的实践经验、个体能力。事实上，学术的开放性从来没有、也不应该排斥各个行当精英的参与。也只有在一个开放、互动、激荡的格局之中，学问才有可能活色生香，有着不停歇的源头活水。官员多亲近一份学术，可以消除文牍的乏味、死板；学术多接纳一些官员，也可以获得鲜活的一手材料，二者似乎没有必要一定是对立、对抗的。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公众眼里，官员兼职博导似乎并不能做到“教学相长”，这种官、学之间的“打通”，往往演变为学术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或隐或显的交易。用杨春时教授的话说就是，“这是权力和学术的交换，官本位拥有权力，可以通吃，也可换取学术地位，而对高校而言，高官博导已经成为各个学校争夺资源的重要招数”。杨春时教授浸淫学界多年，又是连任3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以他的体察和视野，这个说法想来不会差得太远。

      那么，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官学一体”没有走向良性互动，而是有可能演变成权力与学术的交易？

      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官场和大学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现实中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往往主宰着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很多大学甚至直接隶属于某一级的政府、部门。大学与政府，二者之间不是法制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学不可能对于官员的个体诉求置若罔闻，也没有那个底气。现在很多论者批评高校的行政化，客观而言，在整个社会日益“行政化”的语境下，大学只能与行政体系越走越近。

      2008年，广西某高校6位校领导集体迎候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美女秘书，对于这一事件，公众可能记忆犹新，学术何以在权力面前如此隐忍、屈尊？根源还在于权力的弥漫和无所不在。权力的底气就是权力，而学术却往往要仰赖权力的荫庇。没有平等的地位，何来互动的佳话？

      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缺乏独立，精神缺乏自由。这些天，清华百年的报道沸沸扬扬，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味道。大家都盛赞清华大学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精神资源，也对中国大学未来的道路充满殷切期待。遗憾的是，现实却往往没有那么乐观，清华之外，对于大多数国内大学而言，“学术独立、精神自由”还十分遥远。行政的约束是一方面，而大学自身往往也甘于依附的地位，独立的品格何其艰难？似乎可以套用京剧《法门寺》里边贾桂那句经典的“站惯了，不会坐”来比喻。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过度行政化的大学，必然出现不平等的竞争，这也使得大学往往更乐于借助外力，借助官员的力量以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官学一体，权学交易，其结果不仅不能推动学术，也会影响官员的声誉。而风气所及，必然是校风、学风乃至社会风气的整体性溃败。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尽管社会上对于“官员博导”颇有微词，然而，校园之内的大学生却不乏对“官员博导”的追捧。很显然，因为官员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学生的“出路”没有体现在学术志业上，却要通过“官导”这样的“终南捷径”来实现，不免令人浩叹。

      与杨春时教授认为应该“一刀切”清理“官员博导”的意见不同，我认为，既然官学互动出现的扭曲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则不妨设法矫正而不是全盘否定。应该祛除的是行政力量对于大学教育的肆意干预，应该重塑的是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学风，应该清理的是整个社会弥漫的不正当竞争，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官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