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
狄金华
虽然在社会学教科书上很早就知道晏阳初及其定县实验，但真正地认识却是在到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之后。
晏阳初曾经被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但晏阳初及其定县模式在并不为太多的人知道。在国内三农问题日益尖锐的今天，重新梳理并正确客观地看待
晏阳初出生在书香世家，这使得他从小就能够有机会习得中国传统文书，至此饱受了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熟知“民为邦本”的意义，人民的力量既能够载舟亦能够覆舟。此后，晏阳初又求学于西洋学堂，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的洗礼，意识到仁爱、民主在社会中的存在与意义，这是他以后以西洋文明为标准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文化基础。
晏阳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中国面临亡国亡族的时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有志之士一直都在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大钊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之后，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杜威等西洋哲学家反思西洋社会的困境转向中国来求“治太平之世”的良药后，梁漱溟提出了由于世界意欲不同而导致世界文化不同的论断，在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以文化为路向的改良方案，并在其倡导的乡村建设中实践着其文化哲学。与梁漱溟一样主张并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在定县发展出了定县模式。同样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晏阳初与他的定县模式反映着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整个国民）的民族自觉意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地被卷入半边缘化的状态之中，中华民族也由于受到外人的欺辱而日益面临着亡国亡族的危机。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晏阳初不断地反思着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衰败，受人欺凌；何以才能令中国摆脱如此困境。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异常的复杂，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够仅仅注重局部，必须认清中国问题的本质，并寻找到一条能够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晏阳初的反思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答案，即中国生死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民族衰老、民族涣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惹出问题的人”。晏阳初微观的分析，发现了社会的问题在于组成社会基本元素的个人，但这种缺乏宏观视角的分析也注定了其无法发现并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晏阳初从微观的视角出发，在确定了社会问题的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后，又进一步地深思，这个“人”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什么环节上。通过感性的观察和思考，晏阳初认为中西方的差距其实就是在教育上：在欧美教育普及的国家，人人都能够读书看报；在中国，目不识丁的文盲就有3万万之多，而侥幸能够读书识字的则更是少之又少。中西相比，“其智愚的相差，不啻天渊”。
在国外华工群体中，晏阳初并不是象其他的人一样去鄙视这群劳力者，而是深深被他们触动了。他开始认识到，中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愚昧，中国国民并不是缺乏“力”，而是缺乏教育，缺乏对“民力”的开发。华工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成绩给予了晏阳初极大的鼓舞，从此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文简称“平教会”）便一直致力于民众教育，开发民力。
在1924年以前，晏阳初与平教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城市平民和士兵的识字教育。后来，晏阳初及其平教会的同仁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绝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人较之城市人来说具备了更多的传统美德。因此，无论是从数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民族再造的对象都应该特别注意农村。而且在客观上，由于农村地方乡绅的推动和支持，平民教育运动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了农村，这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的重要转折。从1924年到1929年，他们先后在保定、京兆、清河、获鹿以及定县的农村推行平民识字教育。
晏阳初及其同仁在平民识字教育取得一定的成效后，发现在中国的农村办教育固然重要，但在破产的农村一定要同时谋求整个农村的建设，如果不谋求整个农村建设，教育注定会是落后的，而且它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改变也将是成效甚微的。至此，晏阳初完成了由单一的识字扫盲运动向乡村建设的转变，定县随继成为了晏阳初及其同仁展开乡村建设的主要基地。
虽然有人不断地批判晏阳初及其定县实验工作缺乏必要的哲学和理论指导，但事实上晏阳初及平教会也确实有它的整个的“一套”。在定县展开乡村建设之初，李景汉等人进行详细的“资源谱图”的调研工作。实证调查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社会，他们相信中国之所以衰败到如此地步，完全是由于“愚、贫、弱、私”四个字在作怪。
晏阳初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上述的中国“人”的问题，而要解决上述的基本问题就必须实施与之相对的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通过四大教育来使得中国人特别是最大多数的农民能够成为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
在提出四大教育的内容后，晏阳初及其同仁们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实施四大教育的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他们分别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制定不同的教材和教育内容，选择不同的动员方式和组织方式来达到教育的目的。
事实上虽然定县的四大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社会的问题并没有因此从总体上得到改观。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晏阳初及平教会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晏阳初及平教会的大部分负责人都具有留洋背景，深受西方“民主”“科学”观的影响，他们将中国的社会也试图放在西洋民主科学观的视角下来进行考察，若不符合西洋的“民主”“科学”，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落后的，它的民众就是愚昧的，这样反而忽视了造成社会衰败的最根本性的原因。这客观上就使得他们对中国最根本的国情认识发生了偏差。费孝通就曾经专门以“文字下乡”为题阐述了“乡土社会”本身是并不需要文字，而不是因为农民的愚昧；而且“就实际的农业知识和社会经验而言，也许一位大学农科的学士或是博士还不如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来得切实”。
当然，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的不足也并不能够否决其实践的合理性和可贵性，他的乡建实践本身也包含了其对科学的一种反思。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亦包含着其哲学的反思，这种哲学是一种另类的但又可取的社会发展理念，它相信科学本身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科技为世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工具；科技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世人改变穷困命运的武器；而且科学发展的趋势也就是民众化。而要实现科技（更广意义上的科学与文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需要“科学简化者”将高深的科学知识简单化，并用农民也能听懂的话语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科学传教士”将简化的实际的知识传授给人民。在整个的定县模式中，晏阳初也一直履行着他的这个追求。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晏阳初及其同仁在定县做的作物改良和家禽优良品种引进的工作一直被定县的乡民们所津津乐道。晏阳初所推动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反思科学和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
定县实验是
回顾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工作经历，探求支撑和推动其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动力与条件对于我们今天的乡村工作亦显得格外的重要。
我们做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工作同样应该尊重农民，他们并不比任何人愚钝，只是由于社会制度不良，致使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他们掌握的文字知识少了一些罢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农民的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一旦他们拥有了平等的机会，这种潜力就会展现出其价值和力量。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予人们发展的机会，让他们在各自适宜的土壤中开花结果”。
晏阳初重视人才，定县期间他相继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推动了轰动一时的“博士下乡”运动。傅葆琛、冯锐、陈筑山、瞿菊农、郑锦原、熊佛西、陈志潜等一大批海外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先后随晏阳初来到定县实验区工作。平教会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一百五六十人，基本上是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第一流的人才”不是“刺猬”，他们能合作，“有核心、能团结、能计划”，能够如其会歌《平教同志歌》所唱，“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并肩做长城，力恶不出已，一心为平民”。新乡村建设一方面也需要延揽人才，但也更应该重视整合人才，只有每一位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全心工作，才使得新乡村建设事业各个方面不断开拓，不断创新。
在认定了农民自身的价值和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之后，晏阳初与其同仁在乡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工具和方法，此外其在内部成员的管理、资金的筹集和运用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今天我们做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同仁们借鉴。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也更应该深刻地反思如何防止掉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陷阱”之中，而是要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探讨中国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