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缺“立木为信”的商鞅

文/孙玉良

    中国迟迟进入不了法治社会，不管办什么案子，都会掺杂上“人治”的影子。当一个人违法亦或犯罪时，第一个念头，是能不能找到“关系”脱罪。

    因为中国的法，执行起来弹性很大，有法不依现象随时随处可见。只要有关系，加上金钱作祟，最终的结果，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做一团“和谐”景象。进入经济社会以来，“以罚代惩”屡见不鲜，“法”与“经济”挂勾，令无权无势又无钱的穷人们不寒而栗，中国的法严起来，他们便是“严厉打击”的对象。

    其实什么事，让干就是让干，不让干就是不让干。比如污染企业，批复抓的很严，但一些人迎头而上，最后的结果，肥了“环保局”而已，污水照排，黑烟照冒，黑心的企业主，不过是与环保局完成了一次利益再分配而已，但群众付出的，是健康的代价，不可挽回。其实罚也好，惩也罢，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关停。不关停，罚多少款，与周遭受害百姓何干？

    再有，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有了事情，都不愿进法院打官司，为什么？因为人们熟知“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是生活的真实，没钱想打官司，门都没有；有钱打官司，会越打越穷。所以人们宁愿私下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快意恩仇”。

    中国的法，变成了最不让人相信的东西，后果是很严重的。法无威，还奢谈什么“依法治国”？

    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国出了个商鞅，曾经“立木为信”。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呢？因为在他之前，秦国也不是“法治社会”，商鞅是个“法家”，孝公给了他“依法治国”的权力，于是他决定先从取得人们信任开始。起初人们对他的行为是不相信的，但终于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搬走了商鞅所立之木，商鞅便按他所说的，重赏了搬木之人，于是威望大震，一夜之间秦国从“人治之国”变成了“法治之国”。

    而今的中国，最缺少一位“立木为信”的商鞅。我们的温总理确实是个好人，但国务院颁布的命令，人大通过的法律，有多少条得到有效执行呢？“政令不出中南海”是谁造成的？有人总认为上面的官是好的，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其实不然。我们就权当上面的官都是好的，但他们怎么能容忍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错经呢？下定决心，难道还怕善斗不过恶？

    我们知道的，薄熙来下定了决心唱红打黑，使重庆面貌大改。你黑帮势力再厉害，还斗得过政府？所以，中国进不进入法治社会，上面下的决心很重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官本位”社会，我怀疑其实最不想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是一大批官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官威何在？利益何在？官员们掌握着社会的走向，但改变社会的走向，实际上是改变他们自己，这很难。群众无疑是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虽说书中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弱势的他们哪里有能力改变局面呢？一个锄禾日当午的农民，做梦也不敢奢想，敢和县长平起平坐。

    中国要想迈入“法治社会”，还得从官员身上做文章。孙玉良认为，中国最缺的，是一位敢作敢当、立木为信的商鞅式高官。商鞅最后被车裂而死，对他个人来说是个悲剧，但他换来了秦国的强大与繁荣，死得重如泰山。中国的法律当然还不太健全，但就是现在的法律，有多少能得到有效执行呢？不执行的法律，和厕所里的擦腚纸，有何区别？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十六字诀我们喊了几十年，但现实却令群众越来越失望，因为言出必行的当代商鞅还没有横空出世，这十六个字一条也没有兑现，乃至越来越变成了中国人远大的理想。国家一直倡导依法办事，但执法的人，看人下菜碟，让人怎么敢相信法律给维护公平？中国有句古话：子不孝，父之过。我憎恨底层的贪官，但更埋怨贪官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乃至最上级，你没有商鞅立木为信改变局面的勇气，所有的错就都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