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7-13号这一个礼拜，几乎都在陪导师张忠培先生在浙江参会或考察。每次陪先生考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要陪他说话，早上从7点多他起床吃饭开始，到夜里十一二点，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这次日本地震也是一样，直到他昨天上午返京，我回上海才捡起了看地震消息的事。

    昨晚回沪，给早已入了日本籍的弟弟一家挂了个电话，问了问地震两天来他们的情况。因为这几天里，不断接到亲戚朋友问我弟弟那边安否的来电或来短信，我很感动，都一一做了回复。告诉他们11日地震那天傍晚，弟弟就来过电话报了平安。他们住在东京圈，离震中远，家里只是油瓶子、书、碟片什么的倒了或掉了下来，大件家具没倒，人第一时间也跑了出来。我侄女当时在横浜车站，给家里打电话报了平安。但地铁停了，结了个伴，走了三站路，打到了出租车，回到家8点多。夜里不敢回屋睡，在车上过了一夜。弟媳说，他们邻居那些日本人，胆子大，都回家睡的，只是人们把小型便携的煤气罐都买光了，怕停电停气。弟弟他们去日本定居快十多年了，还是没有日本人那样的抗震基因。从弟弟电话中的口气里能听出来后怕的语调：这次挺厉害，这次挺厉害！晃得太长了，晃得太长了！

     我看媒体上不少人都在褒谈日本人的临危不乱话题，我觉得说的都不无道理。但不少人并没有在日本呆过，缺乏实际感受，想象的成分多了些，感慨的外延大了点。实际上，人在一个地震频发的环境里生活久了，处震不惊早已是本能，甚至说不当回事的麻木也不过分，并不至于被我们拔高到人家的国民素质有多高而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什么的程度。我90年代在日本生活过两年，常发的地震，在我走路、坐地铁、烧饭时、读书看报时也都遇见过，晃一会儿就过去了，电视广播里马上就有播报，如此而已，已经习惯成自然，自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国家或那个地区也常有类似情况，我相信那里的人们也照样能做到冷静和不乱，我们政府层面的灾害预防和国民的日常演练也不会就一塌糊涂跟不上去。

     不过这次日本的地震，我最直接的体会是，现在的国家和世界一体化，虽然还有种族和国家的区别，但客观上，却越来越多地已经把人类的情感不分国别地联系在了一起，想分开也难。你像如果不是我弟弟一家在日本，我恐怕也就是看看灾情而已，远远扯不上很多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人类生命关爱和救助那么高的境界，更不会有像汶川地震那时的震惊、悲戚、关注和想要为灾区灾民们做点什么冲动。但毕竟我有亲人在那边，我就得关心，就得操心，就得惦念，顺带在情感上也就连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关心了进去。如此而已。我昨夜问拙荆，如果哪天中日两国开战，你说弟弟被迫参军来打中国，我打他还是不打他？她回避话题，极不负责任地说：“你策反他，叫他回咱家躲起来。”

     假设之类的话题太沉重了，那就说个温暖人心的：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王妙发，在读复旦研究生期间被导师谭其骧送到了日本联合培养，后来太太也过去陪读。王太太人家来自重庆，美女是自然滴，用美得近妖来形容都不过分，当年就是复旦校花也。虽说郎才女貌是标配，但人家小我同学不下10岁，生活起来不说“气管严”，那我同学也断不敢横生造次，总得让着、顺着人家点，却也是常理。

     但哪想到由于天灾的地震，却使夫妻关系发生了新的倾斜式整合。1995年1月17日，家住日本大阪那边的他俩不幸遭逢阪神大地震。当时我正在东京大学当客座研究员，住在横浜。第一时间就冲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给他们挂电话，挂不通！心急火燎，担心他们是不是出了事情？！——后来还是联系上了，王太太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形：地震时他们还在睡觉，我同学在地震刚晃起来，而靠墙书橱里的书稀里哗啦往下掉的第一时间，第一个动作是本能地扑到了太太身上，他用自己的身体整个把她盖在了下面！

    那以后直到现在，都十多年过去了。每次我们见面，我只要一张口说王妙发什么事情做得有瑕疵，那可不行——会遭到他太太的反驳！譬如她会对我一口一个：我们妙发如何如何（好），我们妙发怎么怎么（行）！——就这样，我同学地震时的一个动作，让一个美女无怨无悔，感恩半生。当然，还有后面的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