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博主我远远、万万不能接受的。不仅前提无法接受，结论更不敢苟同。不错，中国确实没有“专业性”的观念，但中国也从来没有重视过什么全才、通才。所谓的全才、通才，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抑或说，是一种障眼法。因为，这些都是在知识论的层面来描述的。谁又是通才，哪个又是全才。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完的，庄子由此才发出了“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曾经有过“圆圈悖论”的比喻。所以，从空间范围和时间轴线上看，素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亚里士多德，都不能说是通才和全才。

但是，中国古代同样不重视所谓的“专业性”这样的东西。孔子说：君子不器。学习本来是享受的，你不能搞得被它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这恰恰是现代技术和专业化的特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否认，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由于和工业化的联姻，已经成为了压抑人、奴役人、异化人的罪魁祸首。福柯说，人死了，就是说，有血有肉的人死了，剩下的仅仅是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专业化，更是无情地将人阉割。笔者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有人笑称，在北大哲学系，搞中国哲学的不懂西方哲学，搞西方哲学的不懂中国哲学，搞马克思哲学的什么也不懂。搞伦理的不讲道德（乱搞男女关系），搞逻辑的语言不清，搞宗教的什么也不信。这虽是笑话，但也形象地揭示了专业化所带来的危机。

那么，中国古代既然不讲全才、通才，也不讲所谓的“专业化人才”，那么，中国古人讲什么？我想用三个字来说明中国古代对于知识和技术的看法。那就是：技、艺、道。中国人讲技，但是中国人的技最终要上升为艺，也就是说，要上升到一种审美的层次，而不仅仅是为了挣两工资，娶个老婆。由此，中国有着“凡艺术化”的倾向。管理艺术、领导艺术、军事艺术……正因此为，中国有“技艺”和“文艺”、“武艺”的说法，而没有所谓的“技术”、“文术”和“武术”的提法。也就是说，上升不到艺术，还仅仅是低层次的。所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不管你学习哪门专业，中国的文化都牵引着你进入“艺”的境界。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滴油都滴出来花，而他却说“无他，唯手熟尔”。庄子笔下的庖丁，是个宰牛的厨师，但他的宰牛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谓“以无间入有间”、“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还有那位削车轮的轮扁，也是如此。他们对自己“专业”技术的把玩，已经用言语表达不出来了，而完全是凭借“感觉”。这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感觉哪里来的，唯手熟尔。

一旦进入了“艺”，无疑就是进入了天行之境，进而领会天之大道。道，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东西，也不是上帝，而是一个通过各种“人事”即能进入的境界。正因为此，庖丁解牛，上来就说“道”。也正因为此，卖油翁滴油和陈尧咨的射箭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旦心领神会，即能左右逢源。但这里的问题是，古代的圣人从来没有让人直接去切入那个玄妙的“道”，而是要求人们在“精技进乎艺”的前提下去领悟道。所以说，“坐而论道”是不恰当的。进入道，需要机缘，需要跳板和抓手。而抓手，就是“技”。六艺至于一也。六艺，你学啥都行，只要学好了，玩转了，都能上升为对道的领悟。所以，这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不是后来宋儒的“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而是要做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所以忘记吃饭，就是上道了，就是入境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是科学认知的态度，难怪后来的王阳明在竹林里呆了七天也没有想明白。

格物，就是给人生一个支点，一个进入天道的契机和几微，而不是像现代技术那样为了谋求外在的功利。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可见，孔子对“艺”是相当迷恋的。话说回来，作为一种技能的艺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能通过艺深刻领会艺所开启的非现成、在当下永远保持着鲜活的思想境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最为关键的是要向智慧转化，从而能够一通百通，知人知天，出神入化，无所而不能。

“六艺治于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事》以达事，《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天下大道往往殊途而同归，这里的“节”、“和”、“道”、“达”、“神”、“义”虽然途不同，但最终的导向却是共同的，即进入道的澄明之境。所以孔子说“治于一也”。孔子还说：“君子不器。” 君子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政，都不能作有限目的之使用。器者，拘于一也。君子，知“六艺”相通，道德贯串之。学问相通，以大道达。所以说，君子知一，道德即在，通而不器。

年轻的时候很迷恋道家的“不出户而知千里”。如果说有“坐而论道”的嫌疑，也就是这一家了。现在想来，道家远没有儒家深刻，更没有儒家便于操作。你在那里闭着眼，没有人知道你是真的悟道了，还是神经病。正如沈晓春同志所说的：“如果大智选择若愚，就给大愚造就了若智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原来说，牛逼和傻逼有时候看起来是如此的类似。朗朗弹钢琴，我看来就很像我一个哥们在摸电门。”其实，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已经有了类似于沈主任的批评：“一门学说，如果仅仅守住纯粹的一，不论多么玄妙，都仅仅是半截子辩证法”。斯言之矣。所以，中国从来不乏装神弄鬼和滥竽充数者。坐而论道的名人，也就有了忽悠大众的市场。

而对现代技术和专业化而言，它的毛病已经不仅仅是通才、全才和专才这么简单划分就能了事的。问题在于，现代技术所打造的专业化，让人沿着欲望越走越远，而已经丧失了对“艺”的追求和对“道”的遮蔽，成为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1966年，晚年海德格尔曾经接受《明镜》记者的采访。应海德格的要求，这篇采访的内容要在他去世后才能公布于世。1976年，海德格尔去世，这篇文章问世——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在他看来，唯有艺术能够拯救现代技术。这和中国古代的技艺观是否有殊途同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