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所谓革命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都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譬如，孙中山就曾于1904年初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在政党组织上，也难逃黑帮风格：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他一人。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见民主转眼成个人一言堂的专制独裁，皆弃之而去。
中共在“延安整风”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无论党内民主还是组织方式，都带有近代民主政党风格。然而，“延安整风”之后，形势大变。
首先，政党带有秘密组织性质。这主要得益于“延安整风”后建立起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立，是出于个人崇拜的需要。个人崇拜所要求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严格的舆论控制和保密制度。因为在个人崇拜的后面必然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信息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个人崇拜也就坍塌了。不但领袖和领导集团的活动以至日常生活都处于神秘状态，而且有关党国大事、国内外形势的报导和评论都要层层把关，社会新闻则实际上被取消。例如，1942年4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曾刊登一条“党校一学生失恋自杀”的消息，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其实，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刚在延安创办时还保留了普通媒体的一些特点，人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信息，而且还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国际消息也比较多。可是“延安整风”后情况大变。毛泽东在报上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后拍案大怒，“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深刻检查。”于是决定让《解放日报》改版，从此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主要功能不再是为大众提供各方面信息的传媒。
为了增加政党神秘性，“整风”后，除《解放日报》外，延安地区的其他报刊基本上都停刊了，连各单位“整风”开始时出的墙报也都消失了。因为先前党中央发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实际上很快就被收回，变成了“以言定罪”，随意发言起码是属于挨批的“自由主义”或“小广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党和政府接受舆论监督，相反却是由党中央直接掌管和监督舆论导向，并组织人马审查一切新闻报道。按当时的规定，报纸的通讯员由党委设置，有关各地的消息报道原则上也必须经当地党委同意。在加紧控制报纸（当时无广播，一切新闻均靠报纸）的同时，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仅不再印行各种期刊和一般书籍，而且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和材料。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整风”开始不久，特别是开展“审干肃反”（“抢救”运动）后，前几年很活跃的各种学习和学术活动及其组织形式如讨论会、上大课、研究会等即完全停止了。从此，延安的生动活泼时期宣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坚持强调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被“舆论一律”所替代。
其次，就是社团组织的垂直一元化领导机制——具体说来，就是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延安整风”后，党内建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原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帮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换言之，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成了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员、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却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则于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倒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说一直未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他们的历史旧账，让他们检查，这两人从未在 “整风”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诸如此类的人事安排显示：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排队，紧跟毛的就是正确的，与毛意见不同就算犯了错误。“延安整风”刚结束时，包括刘少奇等书记处成员在内，凡有不同意见，倒还允许提出来，但如果毛不同意，即使多数人有不同意见，也只好放弃。但建国以后的一切重大事件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毛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帝。
除了在组织上作出“一元化”的决定外，“整风运动”还做出授予毛泽东有独断专行特权的安排。1943年3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党中央在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说大政方针由政治局讨论，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权”只涉及日常工作，实际上此后大事不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吗？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再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多数人放弃自己的意见，跟着毛泽东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毛泽东对大家有所不满时，就带着党章和宪法来参加会，说是要维护他的发言权，把大家训了一顿，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顶撞；而当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拿着宪法、声称他是国家主席，以此对抗“造反派”的批斗，却丝毫未起作用，他终于作了个人崇拜体制下的殉道者。
再次，就是它的蒙昧色彩。“延安整风”并非“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当时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而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延安“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1940年前后就改变了讲授内容，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而是以讲《联共党史》为主，马、恩著作只不过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延安的学校也大多从1940年起把马列主义课程改为《联共党史》课程了。马克思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而“延安整风”学习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毛泽东说，“马、恩、列、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等，这种把经典理论视为只能信守不能怀疑的看法，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最后就是它带有身份鉴别色彩的等级制度。延安时代的等级分化已经是一种历史常识。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同意红军按4万5千人编制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1937年至1940年这4年内，国民政府供给延安军费共计1600.54万元；加上由于延安政治地位的合法化，国内外人士对延安的捐款与日俱增，4年内延安共收到捐款812.51万元。这两笔收入合计2413.05元。除此之外，边区还有盐税、田税、工矿商农公营企业利润、罚没款、土地征收等，还有某些至今仍有争论的土特产贸易（鸦片）收入。其中公粮收入的情况是：37年至41年计，不到150万人的边区31个县（曾有增减）给边区政府上缴的公粮数量为：37年10000担（占年产量的0.8%）；38年10000担（占年产量的0.8%）；39年50000（占年产量的3.6%）；40年90000担（占年产量的6.3%）。在37年到40年间，有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人民的公粮税收进项，延安的日子开始过得既穩定而又滋润。
带有身份鉴别色彩的等级制度于是出现。公职人员已实行供给制和津贴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相对有了提高。够级别的都有了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虽然艰苦奋斗同甘共苦是革命者的传家宝，但干群和官兵在资源分配上差别还是存在。中央委员吃小灶，中干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高干穿斜纹布，普通干部穿平纹布，战士穿土布。这就是王实味说的“食分五等，衣分三色”现象，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分两次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王实味在《野百合花•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里说：“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这种革命党的风格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就是今天也还灼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