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温州，人们常想到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炒房团、炒煤团、高铁追尾自发救援全城献血；而近期，第一反应会变成老板负债外逃、数百亿元借贷危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考察、救和不救的争论。

　　争议在于，温州投机商人有罪；但温州商人却不是唯一的罪人。

　　有人把温州问题称为中国次贷，这类似把美式中餐理解为中餐。先不说温州商人和次贷责任人罪责大不相同。要知道，美国次贷坑的是全球，中国温州问题苦的可全是自己。

　　美国次贷兴起，是迎合来自中国和全球的证券购买，是美元回流的需求，作为始作俑者，美国虽然第一个进入危机，也第一个走出危机，今时今日正在复苏通道中，惨不惨？但惨不过其他无辜的受害国家，尤其是欧洲小国。而中国的温州问题究其根本，却是中国国家经济体质阴阳不调，加上次贷后错误宏观举措催化的结果。

　　这真是次具有创意的出逃，难怪《纽约时报》刊登《中国经济放缓，信贷鲨鱼来敲门》，不惜笔墨描述道：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孙福财安排300名员工去雁荡山旅游，调虎离山后，将价值数千万的精密仪器运走，自己一起失踪；在政府决定帮扶后，他已经回归；这家企业2010年销售额达1亿元，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大，利润高，企业主跑路主要原因是资金链断裂。

　　反观次贷后美国小企业的生存情况恰恰相反，高企的还贷成本因为持续降息而落潮，费城联储主席曾以自己经营小企业的兄弟为例，解析目前低利率的重要，“如果不是降息，他很可能要裁员、要关门。”

　　中国的逻辑也应如此：容忍经济适度放缓，这样信贷鲨鱼就不会来敲门。

　　2008年，为了追求速度，中国放松银根、货币泛滥、恶果显现后，又紧缩信贷，目前的企业困局和中小企业资金饥渴，近因是救市不当自酿恶果，远因是中国金融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中国企业正面对双重挤压，一边是因为通胀高企的原材料价格，一边是资金链条断裂。而为了抵抗通胀蚕食，人们打响财富保卫战，这鼓励民间资金富裕的温州热情投入地下钱庄逐利。

　　一个恶性循环链条，温州商人显然不能背下所有的黑锅。

　　温州从来都是一个财富嗅觉格外敏感的地区。商人逐利，无可厚非，关键是政策和体制如何把他们引向追求务实而非务虚。产业空心化的根源毋庸多谈，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务实的企业，当然不是投机商。

　　但可以肯定地说，温州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导火索；中国的银行体系也不会因为温州出现次贷式危机。

　　中国目前有三类资本：国有资本、权贵资本和民营资本，最弱势的就是民营资本。正在进行的中国房地产调控相当大的动因是社会需要，其结果可能出现房地产业的集中洗牌，却很难出现大规模崩盘；而中国国有金融业在次贷后打开闸门，然后得到上市绿灯，一如既往旱涝保收；房地产行业中被淘汰的小民营资本、和温州问题中的小企业主不无辜，但他们也最容易背上所有问题的黑锅。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表示，不能因为温州老板跑路而重开货币龙头，中国仍需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只有将通胀彻底“打下去”，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才能真正好转。此恰中肯綮。

　　看温州，从最先富起来的人、到炒房团、炒煤团、到高铁追尾自发救援，当企业发出不能做实业的呐喊，该如何保持务实精神，这和保持中国人的道德血性一样，是个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