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接近一个月的台大悠闲生活接近结束。

对于公馆这边的生活，已经是习惯又留恋。那些自由散漫，甚至毫无时间观念、节奏的生活，可能是符合人性中追求自由的部分。然人类之为群，必有规则存于其中，这何尝不是人性之自然。

在台湾，见了很多人，从中研院文哲所，到台大及别的大学的熟悉的不甚熟悉的各位，每次小酌，每次畅谈，每次共游，事后回忆，不免令人恍惚。台中中兴大学的王庆光教授，送来台中的一些照片的洗件，并附一首小诗：校园湖边憩，孔庙思贤哲；客厅谒长者，睹照有余情。平实而真挚。

台湾，肯定不该匆匆。

但是，如果说到每次到台湾，最令人牵挂的人是谁。于我，却是蒋介石。

或许这么称呼有点怠慢。

台湾因为政党轮替，政治领袖已如奥巴马所比喻的，是铁笼里的猴子，任人观赏。但是对于过去那个风云的年代的威权人物，人们多少是保留一定的敬意。不时会有人用蒋公称呼，但可能最常用的还是蒋中正。虽然，神话在什么地方终结了，历史在什么地方开始了。但是，于台湾，即使神话已经结束，也断不会如清华式的“常凯申”般的乌龙。

人类一直试图让自己自信一些，但是那些新开始的历史，在以后的人看来，是否是另一种类型的神话呢？这恐怕不是史陀（台湾人翻译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能告知的，因此，史陀自己已经走进历史。

在台湾，我看过一本小说，就是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她对以前在台湾领袖出现时的团体操表演的记忆，是一些纸做的用以拼出字母的器具。想起我1984年在天安门忙乱的阅兵式时的记忆，则是一派的混乱，和知道班里有几位同学是走不了正步的。

也就是，台湾人对蒋中正的记忆会跟自己小时候的记忆重合，也就是说，曾经中，虽然海峡两岸互相敌视，但是

政治的运作和偶像的塑造是何等的相似。

漫步在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反倒是国立戏剧场和国立音乐厅，令人夸张的类似北京皇宫的屋顶，这样的场所，与国民党官方建筑中令人缓和的蓝色，有很强的对比，但是，改朝换代，并不能改变人们对皇权式的巨大屋顶表示留恋。尽管已经变成“音乐和戏剧”这样的“表演”。

广场式的政治宣示，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模式，我时常会从这种屋顶的巨大压力中，感受到空气的稀薄。

中正广场已经改名为“自由广场”，似乎是想忘记，似乎是要强调一种改变。

但是谁又能有蒋中正式的控制力呢。

这样一座牌坊式的建筑，由中正的牌坊转变为“自由的牌坊”。

相比我们愿意把自由、民主转变为牌坊上的东东，而不是在生活中。

自由广场的对面，就是中正纪念堂，一度，这个地方也成为争议，阿扁的时代，在中正坐像前蒙上了帘子。恰如一个历史的重新打扮。

巨大的纪念堂，是一个政治意图的强化，一种仰视性的台阶，体现出一种人对神的地位的妄想。

如果这个纪念堂不再是政治意图的明确证明，那么这个巨大的躯壳，却只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累赘。吸引观光客，成为其下一个重要的功能。

但是，在一个缺乏政治神明的时代，在一个纪念堂式的建筑不再流行的时代，人们并非真正获得了心里上的自由，于是，台湾有了一个101，这个世界上曾经最高的建筑。

在不再有依赖的时代，人们膜拜那些更接近天的建筑，101，一个虚弱男人对于自己雄风的一个梦境式的表达，能取代那种精神上的至高点的追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