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世瑜学长

来新夏

  年根底下，接连收到几位老友逝去的噩耗。哀伤郁闷者久之，熬到2010年最后一天，满以为可以扫除心中的阴霾，舒一口长气。就在12月31日中午，我仰坐在靠椅上，有点迷糊时，座机忽然响起，接听之下，原来是李世瑜学长的长子李厚聪。我感到不妙，果然是世瑜学长“走了”的噩耗。厚聪告诉我他父亲于29日逝世，因为我高年，所以没有及时告知，今天丧事办完才通知我。我理解厚聪的用情，感谢他的爱护。但对世瑜学长逝去的悲痛，仍然难以抑制。因为在逝去的几位老友中，他是我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

  六十多年前——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和世瑜学长相识于北平辅仁大学，他比我高一班读社会学系，因为都是从天津考来的，世瑜学长又很豪迈，容易谈得来，不久我们就成为熟识的朋友了。后来他读过历史学研究生。五十年代以后，因为政治运动不断，彼此较少往来，以免互为影响。但双方的行止都有所耳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折磨。

  世瑜学长做过中学教师、学术机构研究员、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编审等，是一位很有绩效的著名学者，他倾一生精力从事对民间宗教和会道门的研究与著述，他因兼攻社会学与历史学，所以不单凭文献而要实地调查，因此他除了搜存和研究宝卷等文献外，还深入过各种民间教门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为研究这一特殊领域的学人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原始资料。但亦为世瑜学长造成“历史不清楚”的厄运和尴尬，其不可告人的痛苦是未经历这种“政审”的人所难能感受到的。

  世瑜学长兼攻社会学与历史学，因此形成超越一般单科学人的学识见地。他提出“社会历史学”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在晚年给“社会历史学”做出创意性的界定：“社会历史学是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或田野工作方法，从社会的各个方面，采用各种手段取得资料，不仅仅依靠既有文献进行研究。目的是解决历史课题，或是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和参考的一门学科”，“它是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起来形成的学科”。世瑜学长以“社会历史学”为指导，撰写了大量以民间宗教会道门和天津方言俚语为中心的论著。他留下的名著《宝卷综录》、《天津方言俚语》和《社会历史学文集》等填补空缺之作，将在学术界产生久远的影响，为后学开启新的研究领域。

 世瑜学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子，他不仅通中英文，旧诗词，还熟谙昆曲，会唱各种曲艺，无不娴熟。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近郊咸水沽中学当教师，由市里骑车去上课，每天往返，骑车约需两小时，他不以为苦，总是高高兴兴的。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一路骑车一路歌，真带劲！我问他都唱些什么，他说京韵、梅花、西河、京东各种大鼓，时调、八角鼓，能唱的段子都翻来覆去地唱，把原来不太熟的段子复习多遍，说完哈哈一笑。八十年代后期，他去美国调查研究教堂和教派，在一封来信中说，他还在一次联欢会上说了段洋相声，让洋人听众都大笑不止。真不可思议，一位学者能如此洒脱，我们这些人中，谁能有这种才情？

 世瑜学长是一位有学识、有情趣、能说、能写、能苦中作乐的豪士。我们一起也常开玩笑，原来我们彼此互称“李学长”、“来学长”。有一次他倡议说，如今当官的称呼都把长字取消。钱科长称钱科、范处长称范处、骈局长称骈局等等，咱们也该把长字取消，过把官瘾。从此我们就改称“李学”、“来学”，直至他辞世前几周，我们还用这一称呼通电话。世瑜学长差几天就九十初度，世俗看来是喜丧，在我看来是悲伤。他才犹未尽，天公何妒才若是？平生知己半为鬼，高年体衰，未能亲临。只能望东合掌。玉楼修书，君得其所，我滞红尘，孤单寂寞，呜呼痛哉！尚飨！

                            （刊于：《今晚报》2011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