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名流：“造假门”后境遇也迥异
文/托马斯·史班达（之华媒体）
欧美政界中曾经陷入“造假门”的最有名人物也许莫过于美国现任副总统乔·拜登了。1987年，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他在竞选时声称自己曾以全额奖学金就读雪城大学法学院，毕业时成绩位于全届学生前50%。但事实上，他的成绩在全届85名学生中排名76，并且入校时仅获得基于财务需求的非全额助学金。1987年竞选期间，他甚至抄袭他人演讲稿，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在那届总统选举中，拜登最终因为“夸大的继往错误阴影”而被迫推出总统角逐。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造假门”之后的乔·拜登并没有退出政坛。二十年后，也就是2008年，他再次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奥巴马竞争总统，最终成为美国副总统。
在商界，同样也有像拜登一样造假之后“幸免于难”的高管。例如，博士伦公司前任董事长和CEO罗纳德·扎雷拉曾谎称拥有纽约大学MBA学位，且这个谎言持续了长达十年。而实际上，扎雷拉在纽约大学学习了几年，但从未毕业。被揭穿之后，他放弃110万美元红利但仍然享受110万美元的薪水和另外100万美元奖金，以及大量股票期权。而且，扎雷拉继续任职CEO直至2008年退休。
而对另外一些陷入“造假门”的名流而言，谎言揭穿之时即意味着他们必须黯然离开。2002年，时任美国奥委会首位女主席的桑德拉•鲍德温，承认自己在学历上作假后不得不辞职。根据鲍德温的自传，她于1962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在1967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
更“新鲜”的例子来自今年5月英国财政大臣大卫·劳斯的“报销门”丑闻。从2004年至2009年，劳斯以需要第二个睡房为名向其男性恋人“租用”一套房间，直到去年英国议会滥报津贴事件曝光后才停止。自2006年以来，议会规定禁止议员从配偶或伴侣租用房间。而在这5年中，劳斯以此名义报销的费用总共高达4万英镑，但从未披露房东就是他的伴侣。劳斯就此事向公众道歉，并在辞职声明中说，他深知自己无法继续从事管理英国预算这一“关键性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公众对于名人的造假行为的宽容度在不同的个案中是大相径庭的。而这又与当事人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大事件不无关联，也与当事人所服务的主体密切挂钩。
英国财政大臣劳斯的报销丑闻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正是因其发生在英国公众对2009年被广泛报道的英国议会成员滥报公帐事件余怒未平之际；该事件不仅令整个英国议会蒙羞，更是令前首相布郎被逼宫下台的导火索之一，而在新联合政府刚组建上台、急需聚拢民心的当下，劳斯为其报销丑闻而付出重大代价的结果自然不出乎人们所料。
同样，桑德拉•鲍德温当时背负了美国“申奥领袖”的地位与使命，在那场奥运会主办权花落谁家的激烈竞争中，她就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这种大事件背景下的敏感期，决定了鲍德温一旦曝出作假事件就必须辞职，因为她的个人行为无法不对整个国家产生令人难堪的影响。
相比之下，在私营部门和工商界，企业老板并不被认为是服务于整个大众的，而是服务于他所在的企业。这种潜意识中的宽容导致像博士伦这样的公司可能选择保留高管的职位——即使他们被发现在履历上作假——只要该事件不至于使公司形象太难堪就行。另外一些公司则选择“冷处理”方式（例如换岗、调岗等）来对待。
当然，造假门之后命运会怎样，另一个重要的取决因素是当事人在其职位上的表现如何。如果本身表现已经差强人意，那么造假门只是加速其下台的“催化剂”。——例如，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时，迈克尔·布朗是联邦应急管理局的负责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当时应对飓风灾害的表现十分糟糕，而布朗身为救灾行动直接负责人，更是受到大量指责。不断升级的媒体曝光更是揭出了他曾经在履历上作假的老底：迈克尔·布朗声称曾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埃德蒙管理过应急服务部门，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经理助理而已，并没有领导权责，他还声称曾在中央州立大学教授政治学，但事实上他只是那儿的一名普通学生。
布朗对于其过去经历的夸大其词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公众不得不为那次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应对找到担责者。因此，布朗不得不引咎辞职。自此之后他在不同的公司担任减灾处置方面的职务，还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电台做过脱口秀主持人。
所有上述案例均表明，西方社会对履历造假的容忍并没有一个标准尺度，这取决于谎言的范围，造假行为所引起的恶劣影响程度和该造假者整体的受讨厌程度。
与人们良好愿望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看来，履历造假很可能在社会各层面还有上升的趋势。衰退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失业率意味着求职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社会的司法体系是否独立与完善，也是一个外部因素。如果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社会正义的缺失——并且唯一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只有自己、唯一能保障舒适生活的只有金钱，那么，挣钱的需求将“如此迫切以至于任何手段都是合乎情理的”。况且，如果发现周遭有那么多“人上人”事实上通过不择手段而成功的话，那么普通人的道德底线很难说不被冲破。
在我看来，履历造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慢性”应激反应。问题是，如果的确如此的话，在倡导人们慎独的同时环境本身是否有必要作些改变呢？
【作者系之华媒体专栏作家，常驻欧洲、中东和中国从事媒体工作逾10年。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