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有弹性的，但这弹性摆动的幅度，似乎应该有一个惯例。
这本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在《福楼拜的鸳鸯》那本书里被翻译成公认概念词典，对比之下，感觉差别实在太大。
还有法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有现代派鼻祖之称的《巨人传》，主人公的名字通常被翻译成庞大固埃，但随着近年来翻译出版的活跃，加上曾经各自为政翻译出什么荷里和，三藩之类的香港人，台湾人的也参合进来，庞大固埃这个名字就有了胖大官，庞大怪的音译，很有些杂耍和喜剧味道。
再说形式。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我读到的波德莱尔是格律诗，当时就弄不明白，这个法国文学的叛逆者，怎么也静下心来，学习咱们中国人的八股文了。还有一些鲁迅或别的什么人早期翻译的外国小说，也很有看头。有的半文半白，有的干脆就是文言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可以收藏的奇货了。
《庸见词典》，福楼拜著，施康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书影为台湾中文繁体字译本)
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大行其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跃居统治地位，功利和实用成为社会崇尚的价值。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曾阐述十九世纪作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一种专家，不希望他如同在过去时代那样去思考社会秩序，只要求他阐述一些心理规律，让读者——主要是资产者——分享他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而由于写作的本性是自由，作家需要维护形式自由。这就产生矛盾。最优秀的作家拒绝与资产阶级合作，他们吹嘘自己斩断了与资产阶级读者的一切联系。但是他们的决裂只能是象征性的，因为只有资产者读他们的书，能够给予他们荣耀。当福楼拜宣布他“把所有思想卑下的人都叫做资产者”时，他其实为资产阶级效了大劳:他让人们相信只要简简单单接受一种内心纪律就能剥离自己身上那个资产者；只要他们在私底下练习高尚地思想，便能继续问心无愧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和特权。(参看《萨特文集·文论卷》第179－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萨特的看法是一家之言，过于概括，或许还有点苛刻。总之是，福楼拜晚年对世态愈加厌恶，讨厌公共事务、小市民习气和文场虚名。这种厌恶在他身上发展成愤世嫉俗。他一直想要用一部爆炸性作品来报复周围世界的愚昧与丑恶。
他准备了两年，阅读了大量资料，1874年8月正式开始写作《布瓦尔和佩居榭》，希望这部小说就是这样一颗炸弹。
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是两个相交莫逆的公文抄写员。佩居榭得了一大笔遗产，两人便辞去工作，到诺曼底乡下买了一座农庄，自学各种学问，开办罐头厂，说了许多蠢话，遭遇不少挫折。最后他们心灰意懒，为了打发日子，重新干起抄写的行当。不过他们不再抄写公文，而是记录他们听到的，或者读到的，乃至在名家笔下遇到的种种不自觉的废话、蠢话。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些话有多么乏味或愚蠢。
写作过程中，福楼拜感到困难越来越大，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被两个主人公占据。“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同时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蒂博岱先是指出，布瓦尔和佩居榭与包法利夫人，与《情感教育》的主人公莫罗一样，因其生性愚蠢，注定要在生活中失败。然后补充说:“他(福楼拜)从他们的愚蠢本性引出一种与他自己的本性一样的批判本性。在把他自己变成他们之后，他把他们变成他自己。于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发育了一种不妙的能力，使他们能看到愚蠢而且对之再也无法容忍。”也就是说，作者对主人公产生好感，把自己的想法赋予他们，从而背离了他们原初的形象。再者，在现实生活中，自足自满、没有独立见解的人并非到处碰壁。市侩的典型，《包法利夫人》中的药房老板奥梅先生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事业发达，参与公共事务，最后得了荣誉十字勋章。
部小说没有完成。1880年作家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的档案中发现了没写出的最后两章的大纲，其中包括一部《庸见词典》。
编写《庸见词典》的想法，其实早于对《布瓦尔和佩居榭》的构思。1852年12月17日，他在给女友路易丝·高莱的信中写道:
我又回到一个老想法:编一部《庸见词典》(你知道这是怎样一部书吗？)序言尤其令我兴奋，根据我的构思，它本身就像是一本书，我在里头攻击一切，但是没有一项法律能因此找我的麻烦。这部词典将是对人们赞同的一切的历史性颂扬。我将证明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我将把伟人送给所有笨蛋去糟践，把殉道者送到刽子手的刀下，而且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比如说，在文学领域，我将证明——这很容易做到——平庸因为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的，才是唯一合法的。因此需要排斥任何种类的创新，认定它是危险的、愚蠢的，等等。(……)对于所有可能遇到的话题，人们将能在词典里按字母顺序，找到为在社会上做一个体面的、可亲的人而必须说的话。
在整本书里，将没有一个词是出自我自己的。一旦读了它，人们将再也不敢讲话，深怕会脱口漏出一句收入这本书里的话。
这部同样未完成的词典没有作者曾预告的序言。也许《布瓦尔和佩居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它的序言。根据作者留下的片断，研究者编成这部《庸见词典》，一般附在《布瓦尔和佩居榭》后面。
福楼拜不能容忍的所谓庸见，是现成的见解、固定观念、多数人的看法，不假思索就作的结论、老生常谈。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废话，是大实话，因为你不说别人也知道，而且有人听了会烦；有时候它们是偏见和习非成是的谬误。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两人交谈，每当一人提到“金发女子”，另一人必说:“比棕发女子风骚。”若对方提到“棕发女子”，则要说“比金发女子风骚。”谈到“夏天”，必要接茬说“总是奇热”；说起“冬天”，则要答腔说“总是奇冷”。然后补上一句:“比别的季节更有利于健康。”又如，提到“燕子”，必要称之为“春天的使者”。由于不知道它们从何处归来，就说来自“远方的海岸”。
此类话中有一句单独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其平庸、可笑或愚蠢。一旦让它们集体亮相，我们才发现其实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布瓦尔和佩居榭变成了福楼拜本人。
有些庸见可能是各个时代，不同民族共有的；另一些则是某个民族在某个时代特有的。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我辈凡夫俗子，对庸见容易习焉不察或容忍，肯定不如福楼拜那样敏感，乃至不共戴天。福楼拜本人出身资产者，但他以超越时代的文化精英自居，精神上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毕生与平庸、志得意满的资产者为敌。此外，福楼拜是艺术家，最看重的是创新，尤其追求对文字的形式美，被认为是法国十九世纪最严格的文体家。据说他不能容忍在相邻的两页文字里两次出现同一个名词或形容词。写完一段话之后，他会在钢琴上检查这段话的节奏是否合适。这样一个人，对于人云也云的话头，想来除了对其内容，对其表达形式的平庸也会十分反感的。
我不知道在法国，读过这本书的人是否再也不敢讲话。我猜想，更多情况下人们会莞尔一笑:原来我也这样说过啊。然后呢，在社交场合，该说的该附和的，我们还得照说不误，依旧附和。最多在心里窃笑:怎么又说了。我又想到，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或许都应该有人动手编一本类似的书。比如我们可以编一本当代中国的《庸见词典》。这本待编的词典，将对一般人和精英分子都有用。精英分子自当提醒自己避免发表类似的庸见，而一般人正不妨反过来，把它当作应付社交谈话的指南。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更宜常读此书，以便常有话说，尽管是废话、老话，乃至傻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