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刑事辩护答《法制日报》记者问

张培鸿

1、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刑辩？

我从做律师的第一天开始就只做刑事辩护。这 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并非科班出身，法律与律师资格均系自学，选择一个单一的领域容易获得专业上的突破；二是我个人的兴趣集中在传统的律师业务，而最传统的 莫过于刑事辩护。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民事以及非诉讼律师业务，涉及的只是种类物的交换与流转，而名誉、自由乃至生命属于特定物，一旦出现错误，注定是不 可逆转的损失。因此我选择了刑事辩护。当时真的没有过多地考虑收入和风险这样的问题。

2、刑事辩护事关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比如犯罪嫌疑人在面临失去自由、生命的可能时，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您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面对这些强烈感情，或者说人性，有怎样的触动？能否举个例子。

犯罪嫌疑人大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寻常可见的 人物，既不比街头的张三李四更坏，当然也不比他们更好。道德和法律上都十恶不赦的人渣就跟完美无瑕的圣人一样罕见。因此，出于人性的局限，每个涉案的当事 人在侦查阶段的初期，心态都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时候，律师尤其要注意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他服务。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毒品案件的当事人，他当着陪同警察的面直 接就问我“要不要说？”，我只好告诉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现在担忧的是，如果真的按照新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 凭“三证”就可以自由会见，出事的律师可能会大大增多。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新的律师法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有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对辩护律师往往抱有很大期待，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辩护律师是“青天”、 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可能超出了律师的实际能力。而有的委托人甚至对律师会有所隐瞒。在办理事关人命的案件时，您如何处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网上流传着刑辩律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您是否听说过？您觉得有道理吗？

我发现每个回答的最后部分都紧接着你的下一 个问题，呵呵。当事人家属的期待也好，当事人自己的隐瞒也罢，都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而言，律师是案发后才介入案子的，与当事人之间建立信任需要时间。我的 做法是，遵循一种“可不知论”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不去管当事人的品行和道德，也不刻意去迎合家属的期待（更不会去强化这种期望），而是根据控方的指控， 设法从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去组织证据论证指控是否成立，如果是成立的，再来论证当事人责任的大小和轻重。不管案子大小，不管收费多少，我决不向当事人及其 家属承诺结果。

所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听说过，好像 是钱列阳还是许兰亭他们搞的。应该说，作为对新入行律师的提醒与指导，有它的正面价值。但是刑事案件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或 者规范。我相信，在个案之中，即使是制定者自己，也未必一一遵循。有些时候，剑走偏锋（比如朱明勇律师最近的举动）是一种必要的技巧和策略。

4、自李庄案后，业内普遍认为律师执业风险逐步增强。有人提出，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目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即“审判秀”。这种执业大环境，对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辩护律师说“屡败屡战”，您有何看法？您觉得自己如何面对？

这有两个角度可以观察：一是司法实践中确实已经出现了类似现象，而且渐成蔓延之势；二是不排除在少数局部地区，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现象。但是即便是后面一种情况，提前作出呼吁与预警，也是必要的。毕竟，司法系统是一艘大船，调头不易。

“屡败屡战”是一种正面和积极的说法，我倾向于使用“屡战屡败”这种更加悲观的表达。刚入行的时候，我经常胜诉的，甚至一年内能有三件宣告无罪的案子。但是现在往往是：败得心有不甘，胜得又莫名其妙。

对这样的局面，坦率地说，我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当理想、耐心与希望熄灭的时候，就会选择用脚投票。在这个社会要活下去并不难，一直这么痛苦地活着，似无必要。

5、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您心中的理想是什么？

你看，前面说到理想，你就问理想了。在现在这个社会，理想是奢侈的，甚至是违法的。作为一枚辩护律师，我的理想是司法独立。

6、有报道说刑辩律师总体收入不及其他律师，这种情况是否属实？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问题没有数据统计，更多的是一种观感或者成见。有收入很低的从事其他业务的律师，也有腰缠万贯的辩护律师。基本上，我的经历印证了一句俗话：吃亏就是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