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下岗讲无情如今减副讲柔情到底谁错了？

尽管一些地方副职过多被网民戏称为一种“中国式”的灾难。但这种“灾难”却总也得不到有效根治就让人有点“铁交椅”真铁的感受。近日中新网一篇名为“一个南昌市城管竟然设15个副局长”的帖子在网络流传，副职官员之多，令人瞠目。

　　在此之前，媒体已爆出多个“副职”超多的典型案例：

——人口300万的辽宁铁岭市，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一点八，但是“市领导”却有41 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 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河南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千分之九、纽约的千分之四，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 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此外，一些人口不多的“老少边穷”县市，也展现了超豪华的副职阵容，如仅有30来万人口的江西德兴市，竟然有10位副市长；湖南平江县的副县长也曾一度多达10名；而戴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安徽临泉县，其副县长竟有11名之多！而深圳推行大部制一年，有部门竟然创造了“一正20副”的吉尼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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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职的多而滥，势必增加国家的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首先，每多一名副职，相应的工资及其他待遇水涨船高，这些都必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次，副职多了并不干具体事情，本应由他们干的具体活就必须找到相应的人来代替，于是编制不断扩充，人员不断增加，机构不断膨胀，纳税人的负担也相应加重。说副职过多是一种“灾难”，并非言过其实。谁能算得清，一个“副”身上要堆积多少个普通百姓的血汗钱？恐怕至少得数百名农民才养得起一个副县级以上的“副职”官员。再穷的地方，那些副职官员的待遇和正职官员相差无几，也一样地享受着专车、秘书、豪宅、“工作”宴请、“交流视察”、“出国学习”及通讯费、下乡补助费、五花八门的福利及大大小小的红包。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我们辛辛苦苦养活的不单纯是官员，还有官员的家人及跟着其“升天”的数不清的“鸡犬”们！据报道：近年来我国光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公仆”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2007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不到全国人口4%的“公仆”群体，竟消耗了30%的财政收入！而这种“饲养”成本，德国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这些年来，我国GDP的强劲增长，并没有让老百姓的收入得到同步增长，小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甚至降低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的老百姓需要“供养”“吃财政饭”的“公仆”太多了！

既然都知道“副职”过多是灾难，为何此“灾”此“难”难“消”难“除”？其根源恐怕还在“利益”二字和“干部终身制”上。调整职务实际上就是调整利益，这种利益调整是机构改革的最大拦路虎。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里，一个“只能上不能下”、“小圈子”的官场格局，注定了改革之艰难。当初的大部制改革，恐怕更多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相加，而没有相乘。当初，深圳相关人士对“一正二十副”给出的解释是：“几个政府部门合并了，不能因为机构改革，就把别人好好的工作给取消了吧。” 于是，不需要那么多副职，也只有通过多安排副职职位，以消化享受同等级别待遇的领导干部。因此，副职过多，说到底便是“干部终身制”的产物。打破“干部终身制”，让能者上，庸者下，应是选拔使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原则。实行大部制后一个部门出现副职超多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在涉及干部切身利益的时候，不敢动真格，不敢引入竞争机制。看来，要消除“副职之灾”，关键是要破除“干部终身制”的陈腐意识，同时要建立一套破除“领导干部只进不出”的制度。

“不能因为机构改革，就把别人好好的工作给取消了吧”，这样的理由貌似正当，但人们不禁发问：当初裁减国企职工、让数千万国企职工一夜之间下岗时，为何没有这么“人性化”？裁减无权无势的国企职工能大刀阔斧，如今裁减“副职”官员、动动自己的奶酪，却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罗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