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年来，中国老百姓突然发现，只要翻开报纸，便离不开一个“炒”字：炒楼、炒中药材、炒普洱茶、炒绿豆、炒大蒜、炒云南黄龙玉……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究竟还有是什么不能炒的？

　　几乎一切商品都可以被炒，表明以下几个事实：第一，炒作链条和模式都已完全成熟化，使得炒家能很轻松地从一种目标商品切换到下一种商品；第二，大量炒家的涌现凸显出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游资在中国社会的无孔不入；第三，不管炒什么，炒作的价格空间都很大，至少在最后的“冤大头”买家接手前是存在暴利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资金进场接盘；第四，关于炒“变相期货”这一块目前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还很不到位。

　　关于最后一点，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般人都知道，投机倒把是违法的。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对于多数人而言，是非边界早已变得日益模糊：炒绿豆、炒大蒜等固然可恨，但还没有严重到经济犯罪的程度。理由是，从来没见过哪个炒房的因此锒铛入狱，最多是炒楼亏了自认倒霉罢了；既然炒楼不违法，那么炒农产品也理当不违法。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从有关职能部门近年来开出的一系列判罚看，除非炒家本身存在明显的价格串通行为，才会成为《价格法》和《反垄断法》规范的对象。

　　《东方早报》昨日报道的“白领自揭炒姜暴利链”一文表明投机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与炒绿豆不同，这次的主角不是行业龙头企业，而是以“带头大哥”为主的、众多中小炒家参与的群体性投机行为。其中不少甚至就是你我这样的都市白领。炒家们抱着“稳赚不赔”的心理，买了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姜囤积在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只等价格合适就出手，让下一个傻子来接棒。

　　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令人似曾相识。翻开金融史，会发现这其实是荷兰人早在400多年前就玩剩了的把戏，只不过彼时他们炒的是郁金香而已。这段“郁金香热”的往事笔者无意赘述，只想提及当中一个小插曲。当有一位破产的投机者事后被问及为何参与到如此不理性的投机狂热中时，他的回答是：一个夫妻二人都在工作且努力存钱的家庭，景气好时每年最多只能攒下20或50块荷兰盾的积蓄；而炒一朵郁金香，就足以获得3000-10000荷兰盾的巨额回报。在这种暴利驱使下，试问还有谁愿意脚踏实地赚那辛苦钱？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前阵子媒体上到处转载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它生动刻画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急于暴富的浮躁心态。但反思仅及于此还不够，我们还需进一步拷问：是什么让我们急于一夜暴富？答案当然可以有很多，但笔者猜想，高房价一定能排在首位。

　　对于投机，理论上的办法并不少。譬如，“往飞驰的车轮里撒砂子”是一种办法，具体而言，对商品房开征物业税就是一种撒砂行为。但实践证明，许多人并不乐见这种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中国实行。再譬如，引导游资向实业领域投资也不失为一种充满创意的想法，问题是，与投机高达300%的惊人利润相比，实业投资个位数的回报实在是微不足道。

　　应当说，炒农产品期货或现货并非中国人的专利。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最近也到处鼓动别人瞅准时机积极抄底农产品。但美国农产品价格一般不容易出现像中国目前这样的大起大落，原因就在于期货交易及时熨平远期价格波动的功能。

　　因此，比较可行的一个办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尽快放开审批门槛，放手让期货交易所推出更加丰富的交易品种。惟其如此，才能对商品投机行为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商品投机之所以盛行，说到底，是市场缺乏做市商，缺乏一套正常的价格发现机制。长期以来，中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仅仅覆盖了大豆、玉米、白糖、棉花、豆粕、早籼稻等区区13种大宗商品，导致大量小盘农产品游离于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沦为游资的猎物。反观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交易品种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多达上千种。

　　但农产品投机只不过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惊鸿一瞥。即便大蒜、绿豆、姜这些失去了投机空间，新一轮的投机热还会在房地产市场、股市、期权市场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