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私利”与“道德”思想
2010年8月23日
被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生于苏格兰，但确切的出生日期已不可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亚当·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在可可卡地受洗为基督徒。
亚当·斯密在少年时代就追随哈奇森学习道德哲学。也正是在那个时期，自由、理性的主张在少年的亚当·斯密脑海中逐渐形成，并在日后成为其一些伟大经济学著作的核心思想。在青年时代，大约25岁左右的时候，亚当·斯密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回到了爱丁堡从事教职。据说他的教学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伦理学、修辞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以人类共同的天性“同情心”为起点——源于基督耶稣的慈爱和恩典——论述同情心理能够促进形成一个人与人之间共存共荣、和谐公义的社会。这本书可能是亚当·斯密在早先教职时期学术的总结。
大约是在不惑之年后，亚当·斯密结束教职回到了他的家乡，用长达十年的时间撰写《国民财富的本质及其原因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并1776年出版，这就是那本奠定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国富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主张人对自身最大利益（私利）的追求能在市场上形成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然而然地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经济。
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中所主张的“私利”与其早先《道德情感论》中的“同情心理”是否自相矛盾的呢？No。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私利”主张，并非等同于现代拜金主义，也绝非“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国富论》中，我们看不到“金钱”比“道德”更重要的痕迹，也绝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逗漏。在伟大的《国富论》出现时，欧洲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瓦特的蒸汽机（1781年）还未发明，英国的工业革命尚未展开，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基督教信仰仍然是稳固地统治着人（包括亚当·斯密）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便是远在美洲开天辟地、奠定现代民主宪政基础的，也是那一大批固守着基督耶稣教导的清教徒。因此，当我们去理解《国富论》中的“私利”时，毫无疑问是以“道德”为前提——在基督耶稣的世界里，道德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不用多说，用不着身为基督徒的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尽管现代“道德”有很多演化，但推根溯源，“道德”的根本在于遵循神的教导、荣耀上帝或符合神的心意。所谓的“德育”、所谓的“讲道德”或“以德治国”，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基督教义首先否定人，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人要荣耀上帝，就得遵守神的教导，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无论是在基督教世界里，在伊斯兰教、佛教世界，还是在儒家、道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里——于是就有了英国现代信托责任的道德基础；或者，由于世人都是“罪人”（sin），都不可靠，因此需要有监督，于是就有了以制衡为核心要义的美国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的确，普通法系的国家才有比较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无神论”是民主法治和现代文明的障碍。
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们必须明白无误地传达这样的信念：所谓的“私利”和“自由经济”，是在不伤害任何他人的前提下的正当利益追求，而非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或不择手段的利益追求。经济学理论是如何具体描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理论的经济模式和政策手段是否符合具有基督教超验之维的西方经济学之真义，生搬硬套在不同道德、信仰、价值观和法制的文化环境里所孕育出来的经济学理论是迂腐的。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西方经济学中“私利”与西方文化里“道德”的关系呢？我们先看一段亚当·斯密常被引用的话：“我们所期盼的晚餐并不是靠博得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的同情心而来的，而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追求而来。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不是诉诸他们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们自爱（self-love），也不是诉诸我们的处境，而是诉诸他们的利益。”通俗地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人都为己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和社会。具体言之，肉贩必须工作、生产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这属于肉贩的“私利”，他人因为肉贩的“私利”而买到了让其生存下去的食物，两者都是符合道德的，因为每一个神的子民（包括肉贩、最卑微的乞丐）好好的活下去是神的心意。他人（我们）的生产与我们（他人）的消费，其角色是互通的，一份人的工作会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报酬；或者说，你要生存下去（利己），你就得先做出有利于他人的努力（利他）。这样，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体系中，透过符合神的心意的消费与生产行为，货币在社会上循环不息地流通着：他人购买你因利己而生产的东西，你去购买他人因利己而生产的东西，这就是商品经济，整个社会渐渐地趋向均衡，最终，个人对“私利”的追求便能够促使国家整体的富有和进步。仔细观察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自私”的肉贩做出有利于他人的努力（生产），其实就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同情”在经济活动上的具体体现：先要求为别人着想，才有自己的满足；反过来也正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强调和珍视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基础。在基督耶稣的教导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活着，当他人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其他人有必要给予关怀和帮助，也只有你帮助了别人，你才会被别人帮助，这就是“同情心”的道德。
如果说现代经济活动是建立在“先人后己”的道德基础上，那么，无论是中国古代“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还是现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映衬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真义，也即完全符合神的教导。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理由建设不好。站在21世纪回顾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亚当·斯密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便揭示了国富民强的根本是神的教导里的“道德”。我们也可以理解，当现代人失去道德，远离神的时候，就无法了解《国富论》共存共荣的真义。如此，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利益而践踏他人利益，诸如毒奶粉、豆腐渣工程、重金属污染、暴力拆迁，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人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需要依靠制度建设。这固然正确。但我想，没有文化价值的更新，仅靠一群没有信仰、没有神的观念的精英去搞什么制度建设，无异于画饼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