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性经济不景气，减税应成为我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扩大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财政政策，减税也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常规方式。

　　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经营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就业方面看，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和负担的减轻，有利于遏止市场需求下降，缓解失业率上升势头。减税还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从需求的角度看，减税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成本的下降，就业的增加或失业上升势头的减缓，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都能起到刺激民间消费的作用。在美国实施的被称为“奥巴马新政”的经济刺激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减税和退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也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政策以刺激国内萎靡的消费增长。

　　但随着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和财政赤字的增加，2009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开始了一场增加税收的攻坚战。我们的税制在设计上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能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税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税率、税种、征收范围等方面设置了很大的弹性范围，灵活操作的空间很大。这样，即使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仅仅加强税收的征管就会使企业和家庭的实际税收负担加重。所以，孤立地看加强税收征管何错之有，但加强税收征管必须建立在减税和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然后再“薄征严收”，否则的话，岂不是左手在刺激经济，右手又在给经济浇凉水吗？

　　我国目前也具有很大的减税空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时期大大超过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例如，2007年我们的财政收入较 2006年增长31%，达5.1万亿，按照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12.3亿个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或者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占城市和农村可支配收入10.7万亿的一半。200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遇到严峻局面的情况下，依然增长了19.5%，突破了6.13 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财政预算规模为6.57亿元。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和预算外收费等预算外收入。与此相对应，管理着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系统、服务业最发达、社会保障系统完善、扮演着“世界警察”的美国政府，2007年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仅2.4万亿美元，占GDP的 18%，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占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8.4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

　　从政府掌握的国债余额的规模看，2008年末我国的国债余额为5.32万亿元，仅占当年30万亿规模GDP的17.73%，以国际视野看，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意味着中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发债潜力。可参照的是西欧国家，他们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60%左右，美国的数字要高一些，国债余额通常占其GDP的70%以上。日本从2000年起，国债规模就开始超过该国的GDP，2008年该国的国债余额为当年GDP的166.8%，达8.18万亿美元。截至2009年9月，这一数字已经因为该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继续攀升至9.6万亿美元。如果说，这样规模的国债难以想象的话，如果日本政府也选择用税收而不是债券来为其财政赤字筹集资金的话，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国债容量没有使用。既然要刺激经济、刺激内部需求、刺激出口、增加就业，为什么不用政府债券来取代税收呢？

　　也有一些人担心，减税的结果增加了银行储蓄，不见得能增加多少消费。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减税带来的替代效应没有大到百分之百，而且存在很强替代效应说明通过减免税刺激需求和投资的必要性。税赋的减免至少能够稳定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

　　还有人认为，在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减税也不能刺激民间投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成份。但也要认识到，减税即使没有增加投资，也提高了企业在未来的投资能力，即使没有增加投资，也有利于企业减少裁员和降低倒闭的风险，减少失业就是增加消费需求。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被压得已经走不动了，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卸下其背负的包袱会失去意义。企业背负现在这样沉重的税赋负担，不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还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都是不合理的，都应该实行减税措施，进行税制改革。减税不是一个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的针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应急性宏观经济政策，而是立足于长远、提高经济系统活力的治本之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部需求的作用虽然是立竿见影的，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而减税的刺激作用虽然是缓慢和间接的，但却是可持续的和根本性的。犹如使用注射兴奋剂的方式缓解病症和通过做手术根除疾病之间的区别一样。

　　减税还必须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减税就会陷于学者式的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