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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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识之士为促使中国转向现代社会上书进言的传统也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而对“中国的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追问，如果说一百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你信吗？
一九0五年，一场关于中国前途路径选择的论战在旅日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爆发，这是一场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双方以各自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你论我驳，闪烁着观点和思想的刀光剑影和浓浓的火药味，呛人的硝烟同时飘洋过海弥漫到了国内。当时编纂的《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一书留下了双方论战的历史纪录：
《新民丛报》：“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其不免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非挑拨国民之感情不可。国民奔于极端之感情，则本心固有灵明，往往为所蒙蔽。”
《民报》：“满洲去，则中国强。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扼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
《新民丛报》：“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民报》：“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新民丛报》：“种族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种族革命后之共和，恐怕乃非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此种政体终无术以持久——终必复于专制。”
《民报》：“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
结果呢？革命派大获全胜。两年后，《新民丛报》停刊。
这场论战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走向，二十世纪成了革命话语权主导中华大地的世纪。从此后，革命党革大清帝国命，孙文二次革命革袁世凯命，国民党革北洋军阀命，共产党革国民党命，毛泽东革中外文化命，革命革命，烽鼓不息。但革命种子的一次次播撒，并未能结出立宪的果实，宪政，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上空远在天边的一道彩虹，可望而不可即，中国人怎么抓也抓不住。
民国建立了，革命党人夙愿已成，对这个亚洲邻国钦羡的新生政体和国家的方向是不是还有所担忧呢？有的。民国元年，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革命阵营里出现了另类的声音，发声的是宋教仁：
“民国虽立，但民主、自由尚未实现。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 ”
一九三0年，胡适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论文章之一，题目叫做《我们走哪条路》。这是北伐成功后的第三年，在中国施行宪政的障碍已被武力扫除，并已完成国家统一，但是他对中国前方的道路仍在作发人深思的追问：
“我们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眛、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演进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
一九七三年，身处艰难处境中的顾准通过伏案写作，表达对国家现状前途的思考和忧虑。这是人民共和国建政后的第二十三年，中国正深陷造神运动的狂风恶浪之中，这一副大脑不可思议地坚守在他的思想孤舟上运作：
“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采掘西方的民主资源，实行思想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要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的程度。可是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吗？”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需要作如前人般的追问吗？当经济成长的耀眼数字、沿海城市的鲜亮外观、举国体制带来的累累成果譬如航空、体育等等，让世界为之惊异，让国人感到快慰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争取的吗？有的。在经济指数金光闪闪的同时，社会有着或被遮掩或已昭然的流脓创伤和痛苦呻吟，个人面对强势的国家或者说体制显得分外羸弱而又无助。价值的失落、体制的不公、社会的脱序依然困扰着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二00八年四月，北京学者贺卫方在出席“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座谈会”时发言，题目仍旧是——我们的路在哪里？这是奥运开幕前夕铺天盖地的喜庆声中难得的清醒之音：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永远要通过这样的灾害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走错了路？我们现在的路在哪儿？李慎之先生晚年真的非常认真地探索，说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这就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前途。我们从哪条路上走？到彼岸，现在寻求一种道路，道路的途径是什么？”
这不依旧是百年前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忧心探讨的话题吗？梁启超一代人影响了胡适一代人，胡适一代人又影响了顾准一代人，顾准一个人又影响了贺卫方一代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重复着前代人的探索和忧虑，进而发出几乎完全相同的追问。而在这一百年当中，这片土地见证了举世罕见的苦难，没有一代中国人能够安安稳稳地过几天舒心的日子。百年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中国人承受苦难的接力赛，同时是中国思想界发出“天问”的接力赛——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走国家力量不断膨胀的经济现代化道路，还是转向重视民间和公民社会、向着真正开放和文明的社会机制转型？换句话说，是继续高举国家牌位、民族集体意识，还是转向重视个人、公民意识和多元开放的价值目标？二零零九年，北京学者张博树在一次访谈中对此作了回答：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说法。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担当。…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理性的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要放进过去了的百年看，这是中国在寻找现代化道路，完成自身转型，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前现代的专制社会，转向一个现代民主社会。”
张博树的话难免不令人想起一百年前的一段史实：一九0九年十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随后各省联名致电军机处咨议局，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实行宪政”。电文里如此请求：
“值此历史处在大转折关头，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俯顺民情，则天下幸甚！”
百年风雨走过，历史仿佛和中国开了一场玩笑。二十一世纪都已快走完第一个十年了，中国如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起点，重新来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百年前的梦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场幻梦。我承认自己有点心酸。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