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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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百年前的晚清思想界出现了文化启蒙思潮，为其后一九一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个漂亮的历史铺垫。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波澜此后一直在中国的大地上荡漾，至今余音缭绕。

       二00五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北京有几位曾担任过高级别官员的退休老人的一纸共同宣言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这一年的五月四日，他们联名发表题为《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宣言，主题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

       “民主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建立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就要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因素，…”。

       这份大义凛然的宣言的发布者年龄可不小了，均已年届耄耋之年。他们是八十八岁的李锐、七十七岁的杜光、八十七岁的李普、八十九岁的胡绩伟和八十二岁的张定。在宣言结尾，老人们的陈词尤令人动容：

       “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的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

       刚好整整一百年之前，也有几位大清国重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于一九0五年七月联名电奏朝廷。他们的请求是“实行立宪政体”，并奏请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

        两年后的一九0七年，张之洞来到北京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流传下来的《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以生动的文字，记录了这年八月慈禧与张之洞的晤谈：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今天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问好了好打定主意办事。……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了得？”

        回：“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楚、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准备，必要实行。”

       回：“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二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语言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相信。现在日日言准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视中国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臣以为万万不可不速立宪者，此也。”

       一年后的一九0八年八月，迫于内外压力的清廷终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尽管这份宪法性文件激起朝野不满，被梁启超斥为“吐饰耳目，敷衍门面”，但在其宣示“庶政公诸舆论”之后，对民众的思想确实造成不少冲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专制有所松动。

        历史场景宛如一个喧腾的戏场。在二十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中，各派力量不断博弈融合，此消彼长，在时代的舞台上尽态极妍。有致力于立宪运动的立宪派，譬如梁启超、汤化龙；有掌握朝政实权的清廷维新派，譬如袁世凯、张之洞；有决意推翻帝制的革命派，譬如孙文、黄兴；革命派中亦分出温和宪政派的一支，譬如宋教仁。探索中国道路的动念让各方人士尽情演出，古老帝国的前途命运变幻莫测。

        孰料三年后，辛亥年秋长江中游的武昌军营中不期打响的枪声，碾碎了清廷“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迷梦。预备立宪失败，清廷垮台而走入历史。

        李锐等人与张之洞的作为虽说不可同日而语，但谁说他们为推动国家转型、乃至历史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没有几分相似之处呢？

        让人感叹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时常发出清醒、激越、革新的声音的，总是退出了权力舞台的老人，我们的世纪没有张之洞。在我内心，一直愿意倾听老人，乃因为他们阅世深彻，却又害怕听到他们的声音，怕在那老骥嘶风的声音面前，我的软弱无地自容，我的时代颜面尽失。八、九十岁早该是个颐养天年的岁数，可是为什么，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无法安心在家含饴弄孙，偏偏要对我们的时代感到“遗憾无穷”、“痛心”和“沉重的责任”？

        一百多年前，当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军情传来后，陈宝箴彻夜未眠，痛哭自白“无以为国矣”。次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他再次为国家的危难失声痛哭、进而屡次上疏，直言“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以救国民”。

        晚年自号“四觉老人”的陈宝箴倘若知道在他身后一百年，依然还有比他当年更加年长的一群老人在为国事而痛心疾首，我想，他一定难以安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