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过去也和大家一样经常用，但在我昨天写一篇文章时突然发现这句话本身逻辑上就是错误的。
这句话里用了四个关键词“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但是却唯独缺少了那个衡量标准的“指标”。
实践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只是一项活动。这可以是生活活动，也可以是社会活动。但是这个名词由于被一些权威人物神秘化以后就成了一个和“认识”对应的哲学概念了。但是无论怎么神秘，实践本身怎么就成了标准了呢？因为这个实践本身是不是真理都需要检验，拿实践作标准来检验真理就显得更加可笑了。
对于一些已经有国际标准的实践，如制造电器、机械、计算机、食品、药品等，这种实践是生产活动。但这种实践本身不是任何标准，而是要按照已经有了的国际标准去生产。这些国际标准必须是在生产之前就有的，而且必须是可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的。这里“实践”只有生产活动本身，“检验”是在生产活动结束后采用专业的仪器对生产活动的结果（产品）各项性能指标检测的一种手段，这些衡量各项性能的指标就是国际公认的标准，符合标准的就是合格（真理），不符合标准的就是不合格（非真理）。很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正是缺少了这样一个真正称之为标准的指标体系。
对于一些目前还没有国际统一标准的实践，象新兴行业或者新发明的产品如保健品、化妆品等，生产企业本身或者行业协会也会制定出一些鉴定其产品合格与否的检测标准。而这些标准虽然指标体系还可能不完善，但对其产品生产的合格性仍有一定约束意义。
对于已经有法可依的社会实践，法才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而社会实践本身只是一个社会活动，本身都需要由标准来检验。但对于一些目前还没有立法的社会实践，如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实践，什么才是检验这项实践是不是真理的标准呢？其实和任何新产品的生产一样也不是完全无法可依。
首先，必须跳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怪圈，这是一个死循环，是自己以自己作标准再来检验自己是否合格的混淆逻辑。毛泽东曾以暴力革命的“实践”作标准以把蒋介石赶下台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以后他又以各种运动的“实践”作标准证明他历次运动都是真理。
可笑的是，邓小平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再次用“老帅”们掌握着军权的“实践”证明了华国锋下台是一个真理。
真理标准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像学生考试时选择“对”与“错”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时不时就要拿出来讨论一次呢？那就是说，他们讨论的不是什么标准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取得民众的支持，说穿了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同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者“枪杆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由于已经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再用权势清洗对手时总要找个能证明自己合法性的理由而已。
真理本身就是正确（TRUE），本身就是标准，还要拿去用实践来检验，语法上讲也不能。但中文表达思想本身词不达义，这句话的本义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我本以为我是最早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提法的荒唐的人，可是在网上百度了一下竟有大量文章早过我了，可是我看了一些后发现多数人都是反对“检验真理”或者“唯一标准”的，主要观点都是说既然是真理就不需要检验，或者说检验标准还应该包括普世价值。
那么怎样才能跳出上面这个怪圈呢？
我们先以一个没有国际标准也没有国家标准的新产品“黑发晶”为例：
生产这样一个新产品“黑发晶”就是一项实践，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客观标准。但这个产品属于化妆品行业，这个行业有监管协会，还有国家的质量监督机构，在取得生产许可之前企业必须提交衡量产品质量和产品功能的相关报告。就算没有行业标准，也必须提供衡量产品合格与否的质量检测指标，如产品的成分、每种成分的含量、每个包装的重量、质保期等，有的还有功能保证。尽管是新产品，但衡量其质量的标准中有些是行业通用的，也就是已经形成“普世价值”的，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守的，有些指标是企业自己制定的，但也是在生产之前制定的，这样就可以用来衡量生产的所有产品是不是都符合这些指标。这里的生产企业进行的是“实践”活动，但检验这个“实践”活动的必须是与该企业没有利益相关联的执法部门，而且检验“实践”活动是不是真理（产品合格）的依据也必须是客观的，是由另外独立的立法部门提前制定好的。这里就引出了要想检验一项“实践”活动是不是真理（合法），必须要有三个或以上独立的没有利益相关性的部门来参与。
“立法”在先，是一个基本原则。这是保证立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在“立法”阶段，不能考虑将来谁来“执法”，如果立法以前已经知道了由谁来“执法”的情况，这个立法者在和执法者有着利益关联的状态下就会影响了立法的公正。
同样在“立法”阶段，也不能考虑将来谁来“履行”，如果立法以前已经知道了由谁来“履行”的情况，这个立法者在和履行者有着利益关联的状态下也会影响了立法的公正。
在社会实践中，以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为例：
管理国家进行建设的所有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国最高如国务院）就是改革这项“实践”的履行者，或者说是“执政者”。而衡量改革成绩的标准（真理）由立法机构来制定（在中国目前最高是全国人大），中国人大制定了很多法，但还没有制定一个针对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法，也就是说还没有制定一个检验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实践的标准。因为没有这个标准，所以中国目前也没有一个检验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实践这项活动绩效好坏的执法机构。中国的执法机构有很多，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工商、税务以及各种行政执法机构，但这些机构都是对付公民个人的，没有任何法是直接考核执政者的。这种机构设置模式其实就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死循环来设计的。把执政（实践）本身作为真理标准来自己检验自己，没有任何衡量执政好坏的量化指标（标准），当然也不用检验执政是否符合标准的机构了。因为执政本身就是标准，所以不管怎么做永远都是对。进入了一个只对不错的怪圈。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才会出现文化革命时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危机的状态下，全国所有媒体还在喊国家形势一片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中国才可能出现把一个国家元首不经审判就非法关押并死于牢中；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执政者的所有决策才可能全部正确，因为这些决策本身就是真理，就是标准；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所有公开的媒体对执政者的任何决策都是完全支持，只有歌功颂德没有不同声音；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执政官员的选举产生才可能出现全票通过；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才会出现这么多厅部级高官在贪污国家过亿资金的时候才被发现；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权力才显得这么重要，以至于多少地方出现卖官粥爵；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中国企业一改制，有多少人就从公有制经济时不到几万的家底一夜之间变为几亿身家；
正是在这样一个怪圈内，能当上公务员和进入垄断行业才成为公民择业的理想。
………………
中国能跳出这个怪圈吗？
其实，管理一个国和管理一个家一个企业道理是一样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谁在朋友面前自己说自己或者自己家里人比别人强吗？就算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真的比别人强也会想法在朋友或者朋友孩子身上找优点，找值得学习的地方。难道这就是不爱自己的家或者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但是我们的国家怎么了？你只可以说自己比别的国家好，找自己缺点就是不爱国，说别的国家优点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卖国，汉奸。
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规范化的上市企业都会有一个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机构。这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机制了。上市公司国外有，中国也有很多，但机构设置的管理模式基本都是一样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权力，保障权利。这里的权利包括了大股东权利和工人的权利。
同样，管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制衡权力，保障权利。
那么对于国家来说，要制衡谁的权力呢？当然是具有最高权力的人。
在中国，这是一个什么职务呢？这个人是谁呢？
我研究了中国的宪法，研究了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名单，最后没有找到这样一个职务，当然更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职务。
怎么会这样呢？刚想跳出一个怪圈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怪圈。我真的太佩服我们的祖先发明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了。
算了，我不找了。我们不管现有机构是如何设置了，只按制衡权力，保障权利的基本要求来设置一下。
和前面讲的一样，必须是立法在先，也就是必须有一个立法机构，你可以叫立法会，也可以叫全国人大，名字其实关系不大，只要能让人从名字上能判断出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就行了。
但这个立法会在立法时的前提条件是不能知道谁是“执法者”，也不能知道谁是“执政者”。也就是说在立第一个法——宪法时必须把国家原来的执政机构全部清零，或者称作格式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宪法公平性和合理性。
那么谁有资格把原来的国家机器格式化呢？我想当然是原来国家机构中最有权威的人了，我在这里用最有权威而不用最高权力是因为我们国家原来的宪法没有规定任何人具有这样一个权力。原来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但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的公民都没有管理国家的任何权力。宪法又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是最高权力机构，但这个最高权力没有指明是交给人大委员长，人大只是一个领导集体。所以在中国所有国家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有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只有通过组织事实上形成的最高权威。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实际执政的最高领导（在中国是国务院总理）也要接受党的领导，他当然不是最高权威，而全国人大虽然说代表人民行施最高权力，但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样实际的最高权威肯定是党中央总书记，但中央常委也是一个集体领导体制，所以这个党中央总书记也不承认自己具有国家最高权力。但党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确立了最高权威的地位。在毛泽东时代甚至权威到被神化的地步。正是这个职位在中国不受任何法的限制和约束。
所以，作为立法会的召集人，就非现任中央总书记莫属了，如当今的胡锦涛总书记。
只有中央总书记才具有同时解散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权威。
至于立法院的其他成员，召集人当然会请一些法律界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与了。但立法的目标必须明确，就是约束国家最高权力，同时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实质上就是代替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全体公民起草一个协议，还必须明确违约责任，也就是在公民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时公民可以收回权力，也就是罢免最高领导人。
这个最高权力必须是一个具体的职务，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有中国国藉的公民。国家的一切行政管理权全部都归这个人。不需要文字上讲一切权力归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不仅没有权力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但这个职务人选的产生需要有一个让全体公民支持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最高当权者（国外叫总统，我暂时借用一下不要骂我崇洋媚外）产生的办法。这个办法其实也就是宪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既然要让全体公民支持，当然必须有一个让全体公民都能表达自己实际意志的措施和办法。
怎样才能证明是让全体公民多数都支持了呢？现在国际流行的办法最好的就是投票。让公民投票决定支持谁可以成为这个总统。虽然平等的前提下是所有公民都可以竞选这个职位，但现实中不可能人人都是候选人，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人或者组织才有可能成为候选人。但候选人至少要在两个以上，只有一个候选人的是无效选举，还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势均力敌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支持率不可以差距太大，如规定10%为上限，如果一个候选人的支持率为95%，另一个候选人的支持率只有3%，这样的选举也是无效选举，因为两个候选人根本不是对手，不是公平选举。
我这里只是推论出一个产生最高权力并约束最高权力的基本方法，其实这个方法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但也不是照搬西方，千万不要骂我是西化。我只是根本限制权力最基本的需要而设计的一个简单结构，具体的当然还是由专家们去做了。
其实中国的改革，多少专家学者天天都在研究，到处都是文章，归根到底，只需要选出一个最高当权者（总统）就行了。这件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这么难呢？现在的执政者们难道不懂吗？不是的。但为什么就没有人做这些工作呢？
首先，这样做可能改变了中国前几代领导人设定的中国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的前期领导人没有一个任期内必须完成的具体指标作为任务，但他们却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指定的方向。比如什么五十年不变等。
但江泽民时期不是已经有“三个代表”了吗？他不是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吗？那么你具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了呢？你不让最广大人民自己说而是替他们说已经代表了这和实际情况相符吗？
还有胡锦涛总书记不是有“科学发展观”吗？你用发展的眼光和观念通过科学考察，发现原来体制有任何不科学的地方都可以修改啊，不修改怎么发展啊？邓小平不是也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吗？我相信全国改革成败只关乎胡总书记一人。
历史到了一个这样的十字路口，向前发展将成为中国进入良性循环的起点，的循环下中国再不会出现采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再不会为保住权力费尽心思。不向前发展而在这个死循环里转圈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死循环的终点。因为中国再不发展已经快到尽头了，我已经听到那危机的脚步声了。
你看，美国的航母已经开到了中国的黄海边，那庞大的舰队难道只为了一个小小的朝鲜？果只为对付朝鲜为什么中国的南海也被人关注？
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也不懂政治，但我是一个搞技术搞实业的公民，我热爱国家，甚至可以说也热爱共产党，但我更关注做为一个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年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公民权利不能得到基本保障的事例太多，于是我想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然。
我也是在背诵权威语录中长大的，也会引经据典地为权威的每一句话找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在那样的年代里不这样行吗？就连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都要用理论为“亩产万斤粮”找科学根据，什么家都是的郭沫若都要与时俱进的在不同时期写不同的文章为领袖歌功颂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都不记得我自己说过多少次，直到昨天我才感觉这句话中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进入死循环的根源。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当做真理标准再反回来检验自己，只要自己还权力在握就总是对的，直到自己哪天也认为错了就自己改正自己，一旦权力变更别人还是用同一句话就能否定前面的一切，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