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五九）：共产党“尊孔”，是自取其辱

——共产党以“反孔”起家，不应以“尊孔”告终         黎 鸣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先驱者、创建者，最初的领袖，乃至获得了中国政治权力决斗场上最后胜利的成功的领袖们，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全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提倡“反孔”的著名的斗士，尤其是陈独秀，他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之中最著名的精神领袖；更有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开国领袖的毛泽东，他一直把“反孔”和“批孔”的旗帜坚持到了自己一生的最后。

如何看待共产党和“反孔”这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应该是认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性问题。能够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就能够把中国历史正确地引导到走向胜利，不能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就将随时都可能复归到中国过去历史停滞的传统状态，甚至更可怕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将很可能会有一旦，从世界历史之中完全消失。谁如果真是造成了这种恶果，谁就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永远的罪人，也是中华民族万恶不赦的罪人。

关于上面所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道路，至少在今后的二十年之内，这个结论都将仍然会是非常正确的。下面，我将在上述命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从上个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到国共两党之间的分分合合，到最后决出你死我活，国民党流窜台湾，再又到中国大陆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并最终以“尊孔读经”走向中国传统历史的复归。

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它们最初都带有“反封建”的最基本纲领，不同的是，国民党更倾向“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共产党则更具有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的“阶级斗争”的倾向。很显然，国民党的“反封建”的原则性就远不如共产党的“反封建”的原则性那么强，也正是因此，国民党的革命的彻底性也同样远不如共产党的革命的彻底性那么强。以上谈的虽然都还只是一些概念（意识）上的宣言上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实际上却已经为国共两党在关于“尊孔”还是“反孔”的问题的抉择上作出了历史上非常明确的分水岭。

正是因此，在“五四”运动之中，表现出了反封建性、反阶级剥削性和压迫性的特别突出的革命性的人们，正是最初要创建共产党的人们，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正是他们，或至少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青年学生们高亢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且不久，他们也明确地响应了苏俄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打出了不仅“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而且也同时“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旗帜。

我下面的结论决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议论：

我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全面斗争的最后的总的胜利方，实际上，早在最初他们彼此在“反孔”还是“尊孔”问题的倾向性的选择上，就已经在冥冥之中被决定了。“被”谁决定了呢？“被”历史的必然走向进步的总的“逻辑”（规律）的倾向性所决定了。

有人会问：那么在共产党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政权之后，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为什么却又明显地“停滞”下来了呢？而且也同样显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的后来历史的发展则明显地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不仅经济上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例如人均收入），而且还更打开了“言禁”和“党禁”，首先从政治上兴起了合法的“宪政”，这是为什么呢？

更有人质问：而同时也显然的是，台湾的国民党仍旧继续“尊孔”，而大陆的共产党也仍旧继续“反孔”，而且还更导演出了一场绵延十多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闹剧，关于这一点，你将又作何解释呢？真是“反孔”胜过“尊孔”吗？

我的回答：传统的中国文人们，从来都只会读“历史的章句”，而根本就没有能力阅读“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章句”是什么？是人们在《历史》之中的“宣言”，其中的多半实际上是假的；“历史的思想”是什么呢？是历史逻辑（规律）的排除任何个人意志的总的自然而客观的因果，这无论如何都是客观的真实。

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近代中国人们的“尊孔”或“反孔”，首先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人们的“理性的意识”，而是自身“人性”（包括阶级性）的自然流露的“情感”。有一点非常明确，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初几乎全都是“尊道反儒”的“宣言者”，可是到了最后，如果他们真是取得了“权力”并成为了新的极权专制的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就将事实上必然回归到“尊孔”的历史“原路”。

中国共产党的“反孔”在1949年他们成功地成为了中国的新的统治者之后，是否真如他们最初的“宣言”那样“一如既往”呢？历史事实清晰地证明了某种并非如此的痕迹。在这里，“反孔”我是把它等同于“反封建”来看待的，因为孔丘的“思想”与封建的“思想”的确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上下、主次的历史位置的对调或变换，一种奇怪的中国历史的“悖论”发生了：号称反封建（等同于“反孔”）的共产党，却在“社会主义”的“宣言”之下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事实上体现“封建”（“尊孔”）的共产党；而不同的是，一直号称“尊孔”（并不反封建）的国民党在逃窜到了台湾之后，却反而实际上做出了反封建（“反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最能够反映这种历史“悖论”的，即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在自己的“土地改革”之中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措施，以及二者对于各自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全不同的态度。

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严格地讲是“土地革命”，最初北方的“土地改革”是为了应付国共战争和动员兵力的需要，相对之下还比较温和，但后来在南方实行的“土地改革”则几乎全都运用了“暴力革命”的模式。很显然，农村的几乎所有的“上层”生产力——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家庭全都被打入了“敌对”群，一切依靠“贫下中农”，土地由政府（土改工作队人员）主持分配给了农民，但后来又陆续以“合作化”、“公社化”等新的名义重新又回归了“集体”，乃至国家（政府）。

与大陆的“土地革命”不同，台湾的国民党采取了对地主土地实行“赎买”的改革政策，他们不仅没有把地主、富农打入“敌对”群，而且鼓励他们进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成为新型的企业家，土地同样被分配给了农民，而且从此事实上归农民所有。

比较国共的“土地改革”，前者的“赎买”的政策助长了农村以及全社会的“资本主义”，后者的“暴力革命”措施则完全摧毁了农村的“资本主义”。但非常显然，后者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同时，事实上却助长了中国农村传统政治体制的变相“封建主义”的回归，“人治裙带的封建的官僚主义”事实上在中国农村，包括城市比比皆是。如此作的后果，农村的生产力不是大大增长了，而是相反，大大萎缩了。加上最初一切为了加强城市工业建设的需要，广大的农村中的农民，事实上变成了“土地”的新的“封建的”奴隶，而决不是相反，中国的农民真正成为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种问题直到今天还仍旧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和正常地发展。

我请同胞们注意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中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规律：凡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打败“封建主义”（血统人治权力的习惯势力）的无论物质抑或精神的力量，都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更说白了，都只能是“金钱主义”或“拜金主义”的力量。说得更绝对一点，只有真实的“拜金主义”拥有真正的力量，能够最后真实地打败绝对封建（血统、人治的）传统的“拜权主义”。

我的结论很显然，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却助长了农村中的“封建主义”；而相反，台湾的“土地改革”则助长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此也顺理成章地削弱了农村中的“封建主义”。这应该是正确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大陆的“反孔”（反封建）事实上不知不觉变成了“尊孔”，而台湾的“尊孔”则显然推向了事实上的“反孔”（反封建）。

上面的结论在关于国共双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则会更显得明确。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多次论证，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本质，其实即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体制本身，因此，“尊孔读经”本身也即是维护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体制的本身。因为什么？因为孔儒的本质属性即是：天命性、礼乐性、血缘性、宗法性、人治性、极权性和专制性这七“性”，而完全看不到这一点的中国文人们，他们只配读“章句”，而根本就没有能力读“思想”。这是因为，传统了两千多年的孔儒的“儒学”，根本就没有教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以任何的方法去阅读“思想”的能力，也即具有逻辑思维方法的对于任何“思想”的洞察能力，而却仅仅教给了他们永远都只会读“死章句”的死背教条的“鹦鹉学舌”的记忆模仿的能力。

针对国共两党的有关“政治”的全方位的比较，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明显，充斥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许多是来自欧美留学的“博士”，最著名的即如胡适先生。而充斥共产党政府的“官员”，1949年以来，大多数是出身农民的将军，以及投身革命的中国儒家文人。其中最著名的即如毛泽东先生。

对于毛泽东的“反孔”、“批孔”，我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同时我也看到，毛泽东的“批孔”、“反孔”，更多的是出于先前朴素农民的情感，而并不是出于真正哲学的理性。很明显，随着他的地位的变迁，他的“反孔”、“批孔”的性质也随之而改变，尤其他忘记了，在他自己本人身上的孔儒的习气（实际上是封建的习气）的严重的历史影响，特别当他非常热衷于阅读中国古书（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儒书）的时候，情况就更尤其是如此。当他俨然是当今中国的“帝王”之时，他其实不仅没有“反孔”，没有“批孔”，而且他的所言所行简直活脱脱就是当代的活“孔丘”，当然也更是当代的活“帝王”。

台湾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走“宪政”之路，打破“言禁”、打破“党禁”，这本身即是彻底地“反孔”、“批孔”，这本身即是彻底地改革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体制——彻底地改造中国封建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伟大的气魄。而那些把这一切的成就均看作是台湾“新儒家”们的贡献的人们，简直就没有资格被称作是中国“人”，而只能够被称作是中国的“猪”，他们不仅不能读“思想”，而且还连最起码的中国《历史》的“章句”都不会读。

我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恶意，阅读历史，我只有惋惜。毕竟中国人的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依然掌握在极少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年月里，它毕竟曾经顺应了“反孔”、“批孔”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正因此它才可能真正取得夺取政权斗争的成功；而且在近三十年，它又依然顺应了“反孔”、“批孔”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采取了“拜金主义”而暂时涣散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拜权主义”，并同样取得了近三十年发展经济的巨大的成功，虽然同时也露出了令人遗憾的“败笔”——依然抓住传统封建的“拜权主义”不放，而完全看不到必须立即走向“宪政”的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在我看来，最大的“败笔”还是最近的复辟“尊孔读经”之举（这显然是与“宪政”完全相反的“背道而驰”，而且更危险、更隐蔽、更蒙人）。诚如我在标题中所言：共产党“尊孔”，是自取其辱。为什么是“自取其辱”？因为这完全等于，中国共产党竟然背叛了自己的最初也是最正确的“建党纲领”——“反封建”，而在中国，中国人的“反封建”的重大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并没有能够真正最后完成。

什么叫做“反封建”？“反封建”的最本质的问题，即是反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传统的“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也即彻底地“反孔”和“批孔”，因为在中国，正是孔儒，构成了永远护卫“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封建政治体制的旧文化的“长城”，这个“长城”，也可以理解为，它为全体中国人牢固地铸造了一个永远“非人”的动物的禽兽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即是让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把“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进行到底，并最后真正加以完成的最巨大的历史“障碍”。今天，居然由原本“反孔”、“批孔”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站出来“尊孔”、“读经”，这本身即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曾经正确的历史的嘲笑，以及对自己过去正确的建党纲领的否定，这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在我看来，或许还不仅仅是“自取其辱”，而且还更有可能是“自取其祸”，不仅“祸党”，而且“祸民”，还更甚至可能“祸国”。警惕呀，我亲爱的同胞们啦！！！

面对着未来中华民族伟大的前景，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善始善终”，而绝对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半途而废”，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如此的“半途而废”，不仅可能“祸党”，而且可能“祸民”，还更甚至可能“祸国”。

希望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当局”，能够暂且“虚心一回”，认真地听取我的一片“诤言”。（201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