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
二
一百多年前，现代民间报业在晚清中国破土而出，成为一批报人抨击时弊的舆论阵地。那时候的报纸现已消失在故纸堆和历史的烟尘里，但其中雷霆精锐的文字在一百年之后依然时时触动着我，譬如章士钊。
他说报人要追求公理，融入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一九0三年获聘《苏报》主笔后没几天，章氏就写道：“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
那么，奴隶是怎样炼成的呢？一九一四年他这么剖析：
“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
对专制体制逆时代潮流的洞见，对国人由中世纪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的呼吁，章士钊走在了同时代很多人的前面。
在二十世纪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二十世纪初章氏的政论文章还在令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回味不已。梁漱溟于一九八○年在家中对前来拜访的美国汉学家艾恺说，“我很早、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他号叫章行严先生…，他有些个论政治制度的文章，…他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他这些个文章我都爱读，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留个笔名。…看报纸、看文章看到这个，我就欣赏这个人，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
“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是在一九一0年代初。当时的梁漱溟还是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在北京一家中学念书，读到三十岁出头的政论家章士钊在《论报律》一文中的大声呼喊：
“一个共和国根本不应该有报律的存在。报律本身就是对人言论出版自由的侵害。他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
这个中学生后来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再后来担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的社长。抗战期间，四十九岁那年的社长秉笔直书：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三十多年后的一次政协会议上，那是一九七五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梁氏举起颤巍巍的手要求发言：“凡事在头脑中要分个清楚明白，不宜模糊混淆，专政就不是宪政，宪政国家以宪法尊严至上，罪莫大于违宪，以法为治，是所谓法治。专政国家则相反，要在乎统治全国者之得人，亦即所谓人治。”
梁漱溟在少年时欣赏章士钊的文章，乃是因为后者的言说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鼓舞着一个热血少年去思考中国问题。可是中年和老年时的梁漱溟还在像当年的章士钊一样疾呼，难道不正说明了，尽管政局变动、时空转变，可是梁漱溟身处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依旧是奴隶的、专制的中国？当年激起章士钊言说的社会氛围依然存在甚至恶化，当年章士钊所感受的痛苦依然萦绕在梁漱溟的心田，甚至于痛上加痛，苦而愈苦？
而我，刚好在梁漱溟于政协会议上发言呼吁法治的那一年出生。一百年前，十七岁的梁漱溟在北京读中学，在学校里学的是《盛世危言》、《原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今日之现象，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十六岁的我在江苏读书，课本里学的是《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讲的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罗隆基在一九二九年的《新月》月刊上发表过“论人权”一文，里面说：
“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威权。
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官吏的雇用应采国民、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法及采公开的竞争的考试方法。凡向全民负责的国家官吏，不经法定手续，任何个人及任何团体不得任意将其免职，更换，或惩罚。”
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在一九五六年，有个叫张中晓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曾经写道：
“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无数显赫的帝国，但它却藏着无数的罪恶，它的人民为了皇帝的文治武功而牺牲生命，受尽苦难，这是对过去的历史所必须注重的一个方面。”
于是很多年后，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两段话：
“全副武装的国家机器正高效地隆隆开动，把那些不同的声音当作恶意搅扰无情地碾过，将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求助的同胞们阻隔在自由的阳光之外。以‘平安’的名义，叫他们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
然而，没有公义的制度，没有人性的权利，没有人的自由，什么样的铁腕政策都支撑不起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平安的社会。这样的文明最终会枯萎，如此营造的平安，其表象底下必定酝酿着社会动荡的危机。”
一百年后的我仍然像当年的章士钊那样发出辛酸的抗议，难道不正说明了，尽管政局变动、时空转变，可我身处的时代依旧是章士钊的、梁漱溟的中国，当年激起章士钊、梁漱溟言说的社会氛围依然存在甚至恶化，当年章士钊、梁漱溟所感受的痛苦依然萦绕在我的心田，甚至于痛上加痛，苦而愈苦？不断咀嚼前人的痛苦，一代代中国人就这样长久地耗费在希望和绝望中曲折前行，走过的道路却无处不是荆棘和路障。难道整个民族就这样永远地蹒跚在历史的轨迹之外，注定了走不出铁屋子的栅栏和阴影？
二00八年是北京奥运年，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北京学者刘军宁写了篇标题为《变局，还是变天？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
深谙晚清宪政史的刘军宁当然知道，在“苏报案”后不久的一九0三年七月，《江苏》杂志发表时评《祝苏报馆之封禁》，指出“思想、言论、出版，此三大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还这样宣告：“此后，吾但祝满政府多封报馆；则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吾乃于《苏报》馆之事，飨宴以贺之，燃开花炮以祝之。”
一百年前满清王朝的报纸就早已指出思想言论等三大自由的神圣性，并且以乐观心态预言今后“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刘军宁动笔写作时的心情，我想，一定是郁闷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