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23日 来源：侨报 作者： 侨报评论员 中国用”快“的方式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主流价值观越来越肯定“快”的价值。但“快”却让人们的心态变得很浮躁，很焦灼。此时的中国，当按停“快进键”，进行适度的自我调整，审视前方的道路，确定发展的模式与方向。 【侨报7月24日社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曾被认为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如今变成了最不耐烦的地球人？最近一期广州《新周刊》封面文章以“急之国”形容当下的中国：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的确，这可能是很多中国都市人的真实写照。海外华侨华人每每回到中国，特别是到一些大城市，总会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日新月异的高速公路以及行色匆匆、一脸焦虑的行人……一个个镜头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除了留下一个“快”字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做注脚，留不下一幅定格的唯美画面。 中国人何以丧失了慢的能力？是对未来的焦虑让中国人必须加快脚步以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焦虑与恐惧不同，恐惧是对面前“已知”的事担心害怕，而焦虑则是对未知的事过度担心。焦虑并非收入微薄、为生活所迫的底层民众所独有，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更在”焦虑“的泥淖里无法自拔： 商务人士们乘直航飞机、坐高速铁路，是因为担心一个周末无法完成对外地客户的拜访，以至于耽误下一周的工作。“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一位中国白领如是说； 都市女性们通过“8分钟约会”、“速配相亲”寻找爱侣，只问车房有否、收入几何，无关风花雪月与情投意合，是因为担心婚后为柴米油盐、哺儿奶粉与安身之所疲于奔命； 人们如同买白菜般争先恐后买房子，是因为不知道明天的房价又将涨到多少，“买个煎饼的功夫一套房涨了50万元（人民币）”的故事不是没有发生过，肉价、米价、房租的上涨，迫使人们在焦虑中必须抓住点“保值的东西”心里才能踏实； 企业家们放弃传统制造业，转而搞资本运作、风险投资，想要赚“快钱”，最好一夜暴富；教授们为了职称的晋升，一年出几本书；演员们为了在观众面前混个”脸熟“，一年演几部戏…… 狂躁是一种社会病，因为担心,因为未知,也因为缺乏保障，中国人总是争先恐后。中国用”快“的方式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进程，主流价值观越来越肯定“快”的价值，认为“快”意味着高效益，意味着发展，意味着物质生活改善。在这样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下，中国人如同湍急洪流里的鱼一般，顺流而游也好，挣扎也罢，总会被裹挟着向前走。“快”让人们的心态变得很浮躁，很焦灼。而作为中流砥柱的中产者的焦虑，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焦虑。 社会陷入焦虑，原因并不简单。中国社会正处急剧转型中，导致结构不稳定。而政策的种种失误，加剧了这种动荡。比如，“萝卜快了不洗泥”式的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不仅产品的质量得不到国际的认可，更让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城市化太快，让很多城市的房价产生巨大泡沫；高校扩招太快，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正在不断下滑；“汽车化”太快，一些大城市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拥堵不堪，空气质量受到威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一些官员为了升官，大干快上搞形象工程，一味追求GDP快速增长，盲目扩大投资，忽视民生问题和促进中低收入的问题，让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结构更加不稳定，更无法形成以消费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负效应。工业化社会“效益至上”，导致了对速度和效率的极度渴望和崇拜，把许多人逐渐异化为庞大的机器系统的一部分。如今，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倡导“慢生活”，提出“慢主张”，希望从机器时代找回“人”的价值、尊严和幸福感。 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求快还是求好的矛盾，一再折磨着各级的决策者。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颇受外界关注。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发展模式再度做出抉择。此时的中国，当按停“快进键”，进行适度的自我调整，审视前方的道路，确定发展的模式与方向。慢，并非停滞与懒散，慢，是为了未来的“快”积蓄能量。 （编辑：乔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