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文化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四大洲与五大洋的中国人，众口皆碑，共尊炎黄为祖先，以炎黄子孙而自豪。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提高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更是炎黄为主体的华夏族之强大凝聚力的体现。传承于汉水流域的炎帝文化，是中华炎帝文化的典型代表。
一 江北与江南的民族和文化源远流长
过去，由于古籍记载的局限，往往认为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古代文化比江南进步。考古资料则弥补或佐证了文献记载，证明北方(包括东北和内蒙)、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同样是我国人类起源与文明的发祥地，即黄河、长江流域均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旧石器时代，江南发现的人类化石有云南元谋人、湖北郧县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贵州永城人及桐梓人、云南西畴人、贵州兴义人、云南丽江人、台湾左旗人、广西柳江人、广东阳春人、浙江建德人、四川资阳人等，江北有陕西蓝田人、北京人、河南南阳人、山西许家密人、丁村人、北京山顶洞人、山东新泰人、山西峙峪人、吉林安图人，黑龙江哈尔滨人、内蒙古河套人及扎赉尔人、陕西大荔人等。据不完全统计，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及他们活动的遗址，在我国已达三四百处，且南方的猿人早于北方。长江、黄河流域及一切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均有猿人的时代，一般认为是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即北京猿人时期。从猿人、古人发展到新人阶段时，中国境内便形成了黄种人，通常称蒙古种(包括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汉藏语系、云南西南边境孟高棉语系族)。换句话说，在旧石器时代，大江南北的人们就形成了共同的种族，呈现出了共同特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由于无舟车之便，难以冲破高山大河的险阻，所以各地区遂有不同的文化发展序列，难以互相交流。
新石器时代，即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古文献记载，中原地区“是我国原始文化发达最早的地区，也是我国最早步入文明社会的文明发祥地。”但考古资料证明，江南及珠江流域并不亚于江北地区。目前发现的七千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遍布中原各省。当黄河流域形成仰韶文化(东至河南与山东、安徽交界，西达渭水上游，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北中部及内蒙河套地区，以关中、晋南、豫西最为集中)、大汶口文化、苏北青莲岗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辽宁新乐及红山文化时，江南地区也形成了四川大溪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广东与广西洞穴文化、台湾大盆坑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等。当黄河流域形成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及内蒙河套龙山文化、甘肃齐家文化时，江南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浙江良堵文化、上海崧泽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江北主要的民族是华夏、北狄、东夷及西戎;江南则主要是苗蛮及古越族。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了舟车之便，“各地原始文化才有一些接触，彼此有一定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共同因素，才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境内文化融合的过程。”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要说古史传说时代，长江、珠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已超过黄河文化，似乎偏颇。因为社会文明的萌芽、形成，皆在中原地区。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上限可追溯至远古，下限至夏代以前。这期间文献记载或传说的氏族首领，大都在风河流域。古华胥氏(兴起于今山东地区)、有熊氏(今河南郑州市东南的新郑)、有娇氏(今河南洛阳至陕西华山一带)、隧人氏(今黄河中下游)、伏羲氏(今山东)、神农氏等母系氏族的一首领，均在长江以北地区。江南地区虽有蛮、越、百越诸族，但其首领人物失传，不如黄河流域那样具体。据湖南省博物馆
至于炎帝神农氏，其裔支共工部落，率先由渭水东徙入伊、洛河流域，后又向东发展，定居于共(今河南辉县一带)，并与东夷首领女娲氏发生土地之争，战败后归顺于女娲氏；炎帝的另一裔族柱，亦称烈山氏，由渭水沿褒斜小径南入汉水，再沿汉水东徙入今湖北随州市。《路史·炎帝纪下》云:“炎帝柱，神农子也。”《春秋左传补注》云:“《祭法》云:历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注:历山氏，炎帝也，起于历山，或曰有烈山也，农即柱。”可见，厉山氏，为炎帝之子。清代崔述《补上古考信录上》云:杜氏《左传》注云:“烈山氏，神农世诸侯。”“较为近理。”农以炎帝祖为号，仍称神农氏。《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分引《插地志》云:“历山在随州县北百里，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历乡，所谓烈山氏也。”这里的神农氏实指柱或农，以善于农耕而被后世称为稷神。柱部族与蛮族相融合，成为首领，共同开发了随州及更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从而成为继古华胥、伏羲之后，大江南北共同信奉的又一首领。
二 大江南北炎帝及其后裔的遗迹
炎帝神农氏族多认为兴起于姜水。《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华阳，指今渭水南秦岭，姜水指今宝鸡清姜河。那里有感生炎帝的“常羊山”、沐浴的“九龙泉”、姜城堡及神农祖。其西南有传说炎帝尝百草、停尸床的天台山等。
炎帝的后裔，刘恕《通鉴外纪》卷一“神农氏”记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云一百四十年。神农氏纳莽水氏听沃，生临魁。帝魁元年辛巳，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帝承元年辛巳，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帝厘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哀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衣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临魁至榆罔七帝，袭神农氏之甍三百六年。炎帝之子柱南迁，未记载。炎帝至帝哀的七世，均未离开渭水流域。炎帝部落的氏族或后世裔族，均分布在今甘肃及陕西关中及南部，有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佐证。她(他)们的后裔戏(今陕西临渔)、厘(今陕西大荔)、莱(今陕西武功)、殳(今陕西耀县)、延(今延安)、夸父(今陕西华阴至河南灵宝一带)、大岳(今陕西陇县)、有邰(今陕西武功与眉县一带)、巫与同人(今陕甘)、彤鱼氏(今宝鸡)、赤人(今甘肃礼县)、许(今大荔)等氏族也均在渭水流域，并向东、向西、向南迁徙。
详查文献资料与近现代学者的研究，炎帝裔族的广泛播迁是在黄帝部族兴起之后，即炎帝八代孙榆罔(亦名参庐)时。
炎帝榆罔率部分族民先逃至江汉地域，暂居于烈山氏柱后裔地。之后，因随州历乡地域不足以维持生活，榆罔帝又率族南徙。当时湖南洞庭湖一带蛮族势力较大，榆罔族难以存身，便只好向今长沙以南的茶陵、部县之偏远山区移徙。《帝王世纪》云:神农崩葬长沙。《后汉书·郡国志》云:“炎帝神农氏，葬长沙。”《舆地纪胜》云:炎帝葬于茶陵县南、茶乡之尾。清代增补《资治通鉴》云:炎帝“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长沙之茶乡(今湖南郡县炎陵乡)。传八世，至榆罔而亡。”这里说的“炎帝神农氏”，实指榆罔帝。榆罔的裔族与当地蛮族交错杂居，共尊始祖炎帝神农氏。烈山氏柱的后裔，后来也部分南徙，与榆罔族会合。《路史·后纪四》云:柱后裔炎帝厘、来(帝厘)“具兆茶陵”，即庆甲与厘帝的后裔。罗苹对此注曰:“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焉焉在。”这“二百余坟”当为炎帝榆罔的守陵者墓，即榆罔、庆甲、厘的妻属和裔孙坟。炎帝神农氏后裔勾龙氏，有裔支夸父。
三、大江南北炎帝神农氏遗迹的同异
在华夏史前史中，炎黄族文化史是紧紧纽结在一起的。近些年，从发展旅游经济文化的角度，陕西宝鸡提出了“炎帝·姜炎文化”，湖北随州提出了烈山氏神农文化，湖南株洲提出了炎帝及炎帝陵文化等。其他省也在研究炎帝居住、巡地、都邑地文化。陕西黄帝陵的整修，吸引了国内外赤子之心；河南郑州炎黄二帝大庙和新郑黄帝城、雎阳炎帝榆罔城的营修，海内外赤子也解囊相助。这无疑是中国始祖文化繁荣、昌盛的标志，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更是书斋学术研究走向全社会的一件喜事。我们认为，炎帝文化的热潮，不仅不会影响或贬低黄帝之祖的地位，而且会更加深对黄帝文化的研究。我们也坚信河北、山东、甘肃等地黄帝邑都、生地遗址的整修，也必然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炎黄文化的研究必相辅相成，共同凝聚天下赤子之心。
目前在众说纷纭中，大家比较一致地承认了河南雎阳的太昊陵(山东金乡、单县为其后裔陵)、宝鸡炎帝陵与酃县炎帝榆罔陵、黄陵县的黄帝陵(甘肃正宁陵为黄帝后裔陵)、濮阳颛顼帝陵及帝喾陵、平阳的尧陵、湖南宁远县南舜帝的葬地、泰山附近会稷山的禹陵(浙江绍兴应为夏禹后裔陵)，近听说有关部门要在九嶷山修舜陵。诸祖先有陵，使我们炎黄子孙深感快慰!
古史的“英雄人物”时期，氏族公社已由图腾崇拜改为尊祖，炎帝也是一样，无论其后裔族分布多么广泛，皆以炎帝为号，并将始祖的传说、遗迹带到了新居地。江北、江南虽然相距遥远，传说遗迹也如出一辙。陕西宝鸡炎帝诞生地的遗迹，湖北随县亦有。宝鸡南有姜水，随县有漻水；宝鸡南有常羊山，历山南有重山;宝鸡有九龙泉，历乡有九井；宝鸡有神农庙，历乡有神农社。名称大同小异。柱为炎帝神农氏之子，将农耕技术带到了历乡，发明深耕种植，促进了原始农业。各地在研究炎帝文化时，引用的文献资料相同，考古资料也大体一致，传说资料亦大同小异。神农尝百草、得嘉禾(谷)之传说地，宝鸡有天台山、太原有咸阳山及晋地羊头山、河南温县有神农涧、湖北随县湖南酃县亦有炎帝神农氏尝药处。渭水旁有白鹿原(炎帝部族居地，今西安灞桥区)，酃县炎陵山原名亦称白鹿原，其神话故事相同。考古文化，宝鸡有数量甚多的仰韶文化遗址，湖南湘东地区有新石器时代遗址14处。其中株洲磨山遗址发现了木骨竹笆泥墙茅房、陶器，说明炎帝榆罔及其后裔族入乡随俗，根据南方水多潮湿的地理环境，改变了黄河流域先民半地穴式的房屋建筑，而在结构上仍保持了门道，屋墙、居住面、隔墙柱洞、长方形等特点。
炎帝神农氏至帝榆罔前的七世，葬地失传，难以详考。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即黄帝、榆罔、少昊时期，才有了传说的葬地。又因战国以前不封不树，故传说帝陵多在山或土陵上。从古文献记载看，北方的黄帝陵早于南方的炎帝陵。《史记·五帝本纪》云:“桥山在阳郡阳周县，山上有黄帝冢一也。”相传西汉已有黄帝陵，汉武帝征匈奴从朔方归来，曾在陵旁祭天神，称仙台。武帝又将铠甲挂在相传为黄帝植的柏树上，称“挂甲柏”。炎帝榆罔陵的记载，则是始于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该书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重八卦之教，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因此，炎帝榆罔陵的传说与黄帝陵相关。如传说天帝派黄龙接长寿的黄帝升天，飞至桥山停歇，民拉住黄帝挽留，黄龙起飞，黄帝的衣冠被扯掉，葬于桥山，为衣冠冢，炎帝神农氏(榆罔)尝百草中毒而亡，安葬时灵柩放在木排上沿洣水往白鹿，至鹿原坡，正准备上岸，被金龙惊吓落入水中，将衣冠葬于岸上，亦成为衣冠冢，黄帝冢为圆形，炎帝冢亦然。所异的是黄帝葬俗反映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俗；炎帝葬俗则反映了江南水乡的习俗。西汉封长沙为王，密切了汉与南方的关系，北南二陵及传说的相仿自然是情理之事，故《汉书·郡国志》已有记载。从历史发展看，茶陵在汉代应有帝陵。至唐代，黄帝陵及山脚下的黄帝庙香火日盛，规模扩大。湖南的炎帝陵亦然。《九疑志》云:“唐有天下，凡县有帝王陵者皆加唐字”，“而炎陵在唐时属茶陵。”《路史》云:“有唐常奉祀，不闻改茶陵名，然陵前有唐兴寺。”《酃县志》记载:炎帝陵(今县城
综上所述，黄河、长江及珠江流域，同为人类起源地，从新石器时代起，江北、江南的氏族就开始了迁徙和文化交流。古华胥、伏羲、神农等均被大江北、南部族尊为祖先。炎帝神农氏兴起于陕西宝鸡，二世子柱南徙湖北随州，八世炎帝榆罔在黄帝时又南徙湖南茶陵及酃县，汉代修陵于今酃县。宝鸡近几年营修炎帝祠，1993年3月又为炎帝神农氏安陵修寝殿。南北二帝陵、二炎帝出世，以不同的阶段而共同颂扬了炎帝八世的功业。郑州将会合炎黄二帝像为一室，象征华夏族由中原向四方发展，至夏而建立统一国家。炎黄是华夏的主体、“四夷”的中心和向往之族。古代“五大”民族集团在“五帝”治理下日趋统一，又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继汉、唐、明清、国共合作尊炎黄热潮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出现的全国各地尊炎黄高潮，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海内外华人，共兴中国繁荣、昌盛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