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所谓“中国经验”，其实不是别的，而正是“不能给经济一下子松绑”，而需要一点一点地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把束缚中国经济的“绑”一下子都给“松”开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日之辉煌。如此，笔者是否在说，把一个经济体适度地捆绑起来，对该经济体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反倒是一件好事情？是的。这是因为，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把束缚在中国经济身上的绳索一下子松下来的话，还不知道中国之经济社会会发生多么大的动荡呢！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决不能把资本恶魔从魔瓶里一下子放出来。　　

　　如果不捆绑就没有香粽子
　　
　　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社会是在一条极左路线的主导下，表现为“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表现为“两个凡是”。毫无疑问，如果在上述理论思想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就不可能获得今日之辉煌。如此，是否就可以说，我们连一点左的东西都不需要，可以直接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否，回答是否定的。先不要说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马上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行不通，即便真的就能行得通，那对于襁褓里的中国经济也不利。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在前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的基础上演变成为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经济的今天，还不如我们这个没有把资本主义实行起来的中国经济更好。我记得在改革开放前，前苏联的GDP占美国GDP的十分之一，而我们中国又占前苏联GDP的十分之一。可是，30多年过后，俄罗斯的GDP只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GDP业已占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了。以上说明了什么？说明走“中间路线”比走“极端路线”要好得多。

　　何谓“走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就是走一条界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经济路线。如此，作者是否在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条共产主义道路？是的。当然，如果把它称为“空想共产主义”的路线或许更恰当一些，因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财富不具备“极大丰富”这个条件，而是相对短缺也。

　　在一个财富相对短缺的条件下，实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起来的计划经济怎么能成？这也就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滞后于资本主义埋下了制度缺陷上的隐患。或许有人会问：实行一种比较先进的经济制度难道还有“隐患”？是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而在一个本来应该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显然不具有科学性。也就是说，过分先进的社会制度不但不利益经济社会发展，反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不能把资本的魔瓶都打开

　　当然，如果实行一种落后的经济社会制度，对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不利，也就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清王朝不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革命性，最终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起来，所以才有中国近代的被殖民化。那么，如此是否可以说，当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后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本、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好东西？否，回答同样的是否定的。比如，事实证明，前苏联的剧变和前东欧的解体并没有使它们发展起资本主义。

　　以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个国家的强盛与采信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肯定没有必然联系；说明中国的成功与使用、发挥了资本这种东西的作用有一定联系，但是，肯定没有必然联系。相反，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谁也不能说与中国不能对资本、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控制没有联系。谁能说中国房价的居高不下与资本、货币资本的相对过剩没有联系？说能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资本、货币资本的流动无法控制没有联系？回答是肯定的。

　　而事实上是，如果我们的政府提前就能够为民间的、过剩的资本、货币资本找到出路，即中国的个别的经济管理者对资本这种手段不要忒热衷，而只把资本当作是一种手段，可以肯定，中国就不会出现经济社会问题成堆的现象，也不会使贫富分化现象这么严重，更不会出现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亦不会出现国进民退和腐败现象难以有效控制的被动局面。难道管理当局不知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均是一把双刃剑？不知资本主义制度非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

　　诚然，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中国经济管理当局、管理者的智商。既然如此，作为国务院的经济高参夏斌教授，为什么非要力推“金融衍生品”在中国“迅速实行”起来？难道他不知次贷危机和由次贷危机而引起的世界金融海啸就是由于所谓金融衍生品的生产造成的吗？如果知道，那主张在中国生产金融衍生品的目的何在？是想颠覆中国经济还是想颠覆世界经济？难道夏教授不知道世界经济刚刚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中走出来？为何就不能从非资本的手段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