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30年前的夏天，全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几乎都卷入了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的苦恼引发了全中国青年的共鸣。我觉得，目前中国社会及中国青年人遇到的苦恼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频发的自杀悲剧和伤害他人的案件是这座巨大的烦恼冰山露出的小小一角。回顾一下30年前的那场讨论，应该是有意义的。
那场讨论肇始自《中国青年》杂志社策划的一篇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读者来信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署名潘晓。
“少女潘晓” 在来信中写道：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来信刊登后，《中国青年》杂志社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很多人要求见见潘晓，《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新闻。
这封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因为这封信道出了当时年轻人普遍存在的苦闷消极的心情，由此引发了1949年以来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关于“人生的路”的讨论。如果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解决政治理论问题，那么1980年“人生的路”的讨论是解决人生价值观的问题。
关于这场讨论，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
不过，“少女潘晓”并不存在，这封读者来信实际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的来信加工合成的，署名“潘晓”也是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字合成的。
1980年前后，《中国青年》杂志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座谈会。一位编辑注意到了青年女工黄晓菊。黄晓菊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
另外一个编辑发现了一个男青年，他叫潘祎，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不幸的家庭给他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他身体不好，性格比较孤僻，不合群，甚至还自杀过。
1980年5月，两位编辑向黄晓菊和潘祎约稿，后来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从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可叹的是，现实比讨论还要复杂。黄晓菊因此而失业，后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过发行，再后考入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担任资料员。不久便别家离子，只身南下，在《海南特区报》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后来又闯深圳，当家庭保姆、客串电台主持人，最终回到自家门口干个体，摸爬滚打当上了服装店老板。
另一个当事人潘祎在那场讨论之后从大学里“自动退学”，做过建筑工地小工，看过大门，在当装卸工期间曾入狱8个月，并在服刑中开始自学。出狱后参与出版发行工作，也在各类公司间频繁跳槽，最后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摘编自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60年语录》，2009年7月第一版，参考了一些网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