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切身感受重于GDP等指标

——滋生造假行为的机制比造假者本身危害更大

高乐咏

最近又开始了一轮针对在GDP等指标方面造假行为的整治，我当然从心底里赞成这么做。但是要想彻底解决问题，需要依靠制度创新和用人机制的彻底改革，否则就又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这其实是一个陈旧不堪的老问题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喜欢在GDP等宏观指标上边动手脚，掺水分？人们已经给出非常准确的答案：“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毫无疑问是计划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集权政体的必然结果。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让消费者评价企业——用手中的货币选票；你要想做得好，多赚钱，就必须眼睛盯着大多数人的需求和他们手中的货币选票。但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用人机制的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背后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让多数人评价少数人。说白了，就是中央集权式的用人机制向民主化的文官体制过渡的进程过于滞后。

当官的人当然希望官做得越大越好，这无可厚非，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表现嘛！要想升得快，就要有好的业绩，这也是对的。问题是官员的业绩应该由谁来打分？这是关键。

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各级官员要想当选或连任乃至升迁是要取决于选民的意志的；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民主化进程在加快，政治文明的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总体是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5￥@@88…&0@++&&%￥%%），官员的升迁主要还是要上级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来决定。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良好的意愿来假定，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的决策依据与选民的意志是完全一致的，但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看，很容易看出其中的顽疾。

上述提到的两种用人机制中，成熟的民主政体对官员的监督考察是多数人（选民）监督和评价少数人（官员）；在另一种政治体制下，则正好相反，是少数人（上级组织部门领导）监督和评价多数人（下级官员）。智商正常的小学生都会知道，多数人管少数人好管，被监管者骗得了“这个”，骗不了“那个”，所以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很大，成本很高。这种机制就会自动引导他去干自己该干的事情了，在GDP之类的指标上动手脚是没用的。可是如果倒过来，让少数人管多数人，那么就必须依靠可行的（但通常是很复杂的）指标体系作为评价标准，因为你没有办法观察他们每天的实际表现。结果会怎么样呢？监管者不是被“这个”骗了，就是被“那个”骗了，造假不被发现的概率很大，而且明知有假，查处起来成本也很高。这样一对比，事情就很简单了：一个是少数人被多数人监管，造假成本很高，监督效率很高；另一个是少数人监管多数人，打假成本很高，监督效率很低。什么样的用人制度是更文明、更有效率的，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通过成熟的民主程序选拔官员，选民多半不在乎已经公布出来的统计数字。他们跟着感觉走就可以了，而且更准确和实在。要让普通老百姓评价这届领导人干得怎么样，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去看什么GDP、CPI之类数字的。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可以直接作为他们做出选择的很自然的依据。我这两年的工作机会多了还是少了？我的工资升了还是降了？菜篮子是更丰富了还是更单调了？早晨起来散步感觉空气是变得更新鲜了还是更污浊了？孩子上学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等等。有了这些第一手的感觉，给出判断就够了。用不着去看什么“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单位GDP能耗指标”、“碳密度”，等等。我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吗？当每一个“我”都能做出自主判断的时候，选票总数不就把官员评价明白了吗？

当然，我也不是说上述这些指标完全没用。它们的用途在别处，可供专业人士进行研究用。普通百姓用不着，也看不懂，管它干什么？

给官员制订量化的指标以便进行所谓的“科学管理”纯粹是胡扯淡！那是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时期的遗毒，也是某些吃饱了撑的行政学院的教授们弄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小儿科玩意儿。其实如果上述用人机制不变，那么，指标越多，造假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用在为老百姓做实事上的时间就越少；如果监管和考核干部所需核查的指标越多，评估工作也就越缺乏效率。所以，靠常识就能办成的事儿，就别故弄玄虚地把它给“科学化”了。

要尊重人民的切实感受，就要还政于民！让GDP等指标离我们远一点，这个世界会因此而增加更多的真诚和实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消灭滋生造假行为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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