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的财富观，评论的地方很多，借鉴种种观点、说法，在此也做一浅陋论述。财富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分。对精神财富，孔子的论述丰富且发人深 思。本文只谈孔子的物质财富观。孔子对财富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看得十分重要，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欲富恶贫是人的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价值倾向，他考虑到欲富恶贫的人性前提，进而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论语·里仁》有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在解释这句话时，往往说孔子重义轻利。其实不然，君子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小人是一般的老百姓。君子有社会地位，有生活保证，他们不缺乏“利”；而一般老百姓没有社会地位，生活没有保障，他们缺乏的就是“利”。因此对君子用“义”去教育；对百姓要用“利”去打动，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保证。《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孔子并不耻于言“利”，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如果财富可以正当求得的话，即使做下等差役，也愿意去做。孔子教学生也要收“学费”，并且只要交“学费”，无论是什么人他都教，“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教学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先吃苦，后享福。学习是获得财富的一条途径，“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读书三年不想到做官得俸禄，这种人是很难找到的。“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只要勤于学习，财富就在其中了。

　　孔子不反对追求财富，但他更注重获得财富的方式。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财富可不可求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孔子说得清楚，在利益面前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财富面前要以义驭利，要讲德性、讲礼，不能为所欲为。孔子反对“放于利而行”，强调财富追求的正当性。

　　孔子经济思想中，比较复杂的就是他对利义关系的处理。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对那种不讲仁义的富贵看得很轻，轻若浮云。《论语》中孔子谈仁的地方很多，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合理的流露，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总结上面，可以看出，仁是发自真心的同情感，义是行为的合理性。仁义与财富，“义”与“利”并不矛盾，并不对立，关键是在谋取自己利益富贵时是否想到他人，是否符合基本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论语·泰伯》载：“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在政治清明之时做官拿俸禄，这是件好事；可在政治腐败无道昏君那里当官拿俸禄，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了。孔子不反对人们当官拿俸禄，但反对给昏君做事，助纣为虐，厌恶办坏事反而得到好处的人。《论语·里仁》中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贵，是人们都想得到的，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通过不正当甚至非法的手段去得到它，宁愿不要。贫贱，是人们都不希望见到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通过不正当甚至非法的手段去摆脱它，那也就不好了。在利义关系上，孔子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取财以道。所谓儒商精神尤其应该包括这一点，儒商从来都不是惟利是图的商人，而有着崇高的人格理想和道德价值，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财富的开发方面，孔子重视发展生产，主张不违农时。在当时手工业和商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因此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就是整个社会的头等大事，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一方面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要横征暴敛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按照季节播种收获，在征用农夫的时候不要耽误农时。从整个社会着眼，孔子总是把富国富民放在第一位。

　　在财富的分配方面，孔子的分配观可简单概括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其分配观的核心是“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均平无寡，提倡安贫乐道，希望社会和谐、安定、富足。孔子懂得民间最终是财富的来源，因此反对向老百姓横征暴敛，主张藏富于民：“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其实质就是社会公正问题。对待财富分配，孔子的理想是平均、公正与合理。经济分配涉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当社会成员认为财富分配不合理、不公正时，就会孕育出不稳定的因子。孔子把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认为“均无贫，和无寡”然后才能“安无倾”。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难以保证绝对平均，但只有做到公正和合理，才能避免“不安”。

　　在财富的消费上，孔子是崇俭的。孔子提倡“节用”，主张“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就是隆重的礼仪，他也认为“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他赞美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的艰苦精神，反对一味追求安逸。

　　孔子把消费不仅看作是经济行为，更看作是伦理行为，是人的道德水平、地位身份的象征与表达。孔子的立论是“奢不违礼，用不伤义”，是否合乎礼，是检验消费标准恰当与否的尺度，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份等级来安排自己的用度，求俭而不违礼。他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个人用度既不能僭礼，也不能过于节俭而有伤于礼。

　　孔子的消费伦理，始终有一个“度”在里面，以不违礼为特色，提倡俭胜于奢。如果把“礼”的时代因素抽去，这实际上是一个适度消费的概念，在此前提下谈论节俭，并要求俭而不吝，把消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也恰恰符合了儒家“中庸”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