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圭叶村的五瓣公章说起
　　
　　很多人看到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式的分权和制衡，换来了政治的文明，就误以为中国只要实行了“三权分立”就能万事大吉了。抱这样想法的人至少说是幼稚，更多的应该是无知，对别的无知和对自己的无知。
　　
　　在军营里，吹号员吹吹号，士兵就知道熄灯睡觉或起床做操了；在战场上，旗手挥挥小旗帜，士兵就知道往哪里冲了。于是就有人就拿吹号和挥旗就成了指挥的法宝了，到处去吹号、挥小旗帜有用吗？不信可以到小区或村里去吹吹号，大街上去挥挥小旗帜，看有谁搭理。
　　
　　显然分权和制衡并不是可以拿来就可以用的，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分权和制衡之路，得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意。
　　
　　有这样一篇报道《三权分立算什么，我国一贫困村首创五权分立》，说的是贵州一贫困村一枚公章分5瓣，体现分权制衡。报道说：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是国家重点贫困村。每年镇财政给村上划拨办公费5000元，偶尔村里也会得到一些扶贫赠款，除此之外村里无其他收入。但是多年来，这些为数不多的公款怎么用，用在哪儿却常常引起村民们的不满和质疑。
　　
　　2006年2月21日，村党支部书记谭洪勇召集10位村民集思广益。“能不能刻制一枚审核章，分成五瓣，四个村小组各选一个代表再加上一名支部委员，五个人各管一瓣，村里的开销须经过其中至少三人同意后，再把五瓣合并起来再盖章。”会计谭洪源的提议得到村委会的认同。五块楔形木块组成的圆章恰好被套在一次性塑料水杯中，上面分别写着“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使用时，需将五个楔形木块合并后组成一枚完整的公章。
　　
　　自从采用“五合章”后，村民们关于村委会的财务投诉没有了。2007年7月18日，锦屏县纪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认为“做好农村民主理财，是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性工作”。这种做法也在全国引起关注。
　　
　　有评论说，“五合章”之所以成功是民主理财小组认真负责行使自身监督权力的结果，实现了乡村级治理从“为民做主”到“民自为主”的转变。
　　
　　相信这样的分权和制衡，可堪称为“史上最牛的”模式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钱章就是印把子，就是的权力的象征，管好印把子就能管好权力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创举吗？在中国到底要分什么权、制什么衡，就要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慢慢寻找，从类似于圭叶村这样的创举中去慢慢梳理和提炼出来。
　　
　　二、中国特色的权力内涵与分权和制衡
　　
　　中国人对“权”的认识可以上溯到《诗经》的时代，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引申出中国人权力的内涵，一是对财富的绝对控制，二是对人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的内涵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真可谓牢记在心里、溶化在血液中、铭刻在骨头上。
　　
　　至今无论谁在单位担任一把手，就意味着有绝对的人事支配权和财务支配权。如果把一把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剥夺了，就意味着这个一把手被架空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一把手离下课就不远了。整合起来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完整的内涵是：决策权、财务支配权、人事支配权。
　　
　　所以，如果在中国也大谈什么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无异于南辕北辙，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到点子上。由于财务支配权、人事支配权与决策权的不分离，最终的结果是：执行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服从，监督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妥协。否则。连饭碗都保不住，甚至连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制衡？
　　
　　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内涵包括三大部分：政策的法律的制定权、组织人事权、财政金融权，加上执行权和监督权，正好构成五权。按照现行的体现，政策的制定权由党代会行使，立法权由人代会行使，司法权由检察院和法院行使，执行权由国务院门行使，但由于财政金融与组织人事权实际上从党政部门分离，以至于立法权与司法权都不可能独立行使，以至于一切的分权与制衡设计和构想都归于空想、空谈和空转。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出发，提出把组织人事权、财政金融权独立出来，与国务院、司法权平行归属于全国人大之下，进行平行运作，并形成相互制约体制。并以传统的天人合一文化为基础，提出五权四方构想，形成以五行为基础的相生相克的权力分配和制约体制。
　　
　　具体表述为：
　　
　　1、以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三会并立为基础，具体的政治职能，制定政策、修订法律、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并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行使由上而下的监督。党代会负责制定政策，人代会负责修订法律、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同时赋予政治协商会议审查法律草案（预案）、推荐和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人选，条件成熟时把这个职能当作法定的进入人代会表决的前置程序。
　　
　　2、五权制衡的“四方”为：货币金融、国务院、司法、财政税收，在人代会下设，货币金融委员会、人民司法委员会、财政税收委员会，并与国务院并行运转，相互独立，彼此制约，相互监督。货币金融委员会主任出任人民银行行长，人民司法委员会主任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财政税收委员会主任出任财政税收机构的首席长官，同时必须赋予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权，任何人都有权对政府的违宪行为进行控告。
　　
　　用传统文化的方位图可简单表述为：
　　
　　1、东（木），货币金融委员会，根据政策和法律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
　　
　　2、南（火），国务院），根据政策和法律依法行政；
　　
　　3、中（土），三会，制定政策和法律，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
　　
　　4、西（金）人民司法委员会，根据政策和法律行使司法监督权，除了行使平行监督职能外，利用司法手段承担公民由下而上的监督；
　　
　　5、北（水），财政税收委员会，根据政策和法律独立制定财政税收政策。
　　
　　如果把组织人事权上移，完全交给三大会行使，而把财政金融权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二方，如此就可以保持对行政权强大的监督，同时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司法的独立性。如此，完成了把一枚公章分成五瓣的权力分割和制衡。
　　
　　三、中国特色分权理论和实践的分析
　　
　　1、三公九卿制
　　
　　三公九卿作为中央官制系李斯所制为秦王嬴政接受，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
　　
　　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利。九卿，秦时的官名分别为：
　　
　　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
　　
　　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
　　
　　卫尉，负责皇宫守卫；
　　
　　太仆，负责皇帝车马；
　　
　　少府，负责皇帝财政；
　　
　　廷尉，负责司法；
　　
　　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物；
　　
　　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
　　
　　宗正，负责皇室事务。
　　
　　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结构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2、三省六部制
　　
　　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内容，并根据情况退回给中书省。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通过审查的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从三省六部制的结构上来看，也无处存在着三公九卿制结构的影子。此后，一直到明代，明世祖皇帝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尚书省及门下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中国封建历史中的中央官制三级制度才算寿终正寝。
　　
　　3、五权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五权思想系统地把国家权力划为五份，使其相互制约。整个“中央政府”包括国民大会、总统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其中：
　　
　　国民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总统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拥有广泛的权力；
　　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
　　
　　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立法委员进行组织，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司法院是最高司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
　　
　　考试院是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
　　
　　监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
　　
　　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分立”思想是为了弥补“三权分立”的弊端和实现“万能政府”的主张,以“权能区分”为基础所提出的政治构想。
　　
　　4、总评
　　
　　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是一脉相承，无论权力和部门怎么分割和分配，都是为皇帝打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和政治的命运全系于皇帝一个人身上，只要皇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任何的分割和分配都将没有意义。同时在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安排中，我们的祖先似乎对自己的文化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厘清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四方”理论的真正含义。而“五权宪法”则是中西合璧，绝对皇权在此成为了国民大会，由一个人变成一个会，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执行机构五分法确实有些上人摸不着头脑。这样的设计和安排把决策和执行完全分离了，而按照中国传统五行的理论，决策者本身也是执行者之一，议和行必须要有合适的对接点。所以，这样的设计，既没有理论和文化依据，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久远。但其历史的意义在于以“会”取代皇权的创举，同时也为现行的“三会”制奠定了基础。但历史证明，其分权模式是失败的，在台湾的失败继续了其在大陆的失败。
　　
　　在现实的土地上，恰恰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彻底领悟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完全以三大士（横三世佛、竖三世佛、三身佛）和四尊菩萨（地藏、观音、普贤、文殊）就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并历经千年而不衰。
　　
　　四、面对现实的隐忧
　　
　　作为一介草民，天天在琢磨这些思想、理论，原本就属于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不是有同道中人已经提出“三会五权”的分权制衡的模式，笔者尚不会急于抛出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因为面对现实还是有很多的担忧。
　　
　　笔者是改良主义者，一切从改良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从明朝中叶以后，我们有很多改良的契点，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是清末的变法甚至是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都有机会让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之路。但是，由于一味追求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控制的积习难改，政权只能绝对的倾覆中一次次地更迭，并一次次恶性循环似的在原地打转。当改良的进度赶不上民怨沸腾速度的时候，政权的倒台自然也是必然的。
　　
　　古语说“富贵生淫欲，饥寒起盗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富贵阶层的生活日趋骄奢淫逸，与基层百姓的万事皆难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淫欲之心和盗贼之心都共同附着在同一个体制上，以至于形成了今日之官贪民败之局面。遥看历史上，每一次所谓的盛世之中的奢华，换来的都是历史上的百年之乱和百年之灾，这都是官贪民败之后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结果都是体制性和制度性的腐败直接造成的，也是追求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的必然结果。
　　
　　而现实生活中这种追求追求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的体制性、制度性的胎病依然存在并时不时地在发作。虽体制的改良和制度的改良总在进行，但进度和效率能否赶上民怨的恶性膨胀，真不敢枉下结论。
　　
　　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六十年，按我们传统的理论也仅仅是完成了一甲子，在应天之序中也仅仅是走完了第一个季节，春去夏来，而夏季是万类竞天的季节，各种社会力量都会在这个季节让自己长到最高、最大、最强，且也免不了会恶性膨胀和穷凶极恶之势。在这个季节除草工作做得不好，到秋季到来的时候只能收获一地野草，自然也就没有冬季可以过。
　　
　　总之在这个季节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各种力量都会跳出来一试身手，左、中、右力量的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并呈现阶段性的此消彼长，一旦失去平衡就可能引发天下大乱。
　　
　　对执政者来说，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面对颓势必须要有壮士断腕之勇气，对自己狠下杀手，并从体制和制度上彻底摒除腐败的根节，以整治官贪来带动整治民败，全面整饬社会，开文明之新风气。
　　
　　此事说起来不着急，其实很着急！
　　
　　邱旭瑜律师（天上的虫子）
　　
　　2010年4月27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