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徐景安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甘泉：
为此，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四点意见：第一，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第二，就现实而言，谁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于“恶”的动机？第四，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功与过？
关于第一点，我承认，我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谈的，是就中国大陆的现实而言的，并非就理论而言的。
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区别，我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四点：公平，公正，有序，可控。
所谓“公平”，主要指全体公民与法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
所谓“公正”，主要指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全体公民与法人都应当在司法裁判中受到同等的待遇；
所谓“有序”，主要指经济活动中有章可循、按章运行；
所谓“可控”，主要指国家能够从全局与长远的高度驾驭整个经济活动。
显然，以上四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根本原则。因而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以上四点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定内涵——符合这四点，就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便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所以，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有其特定内涵，自然就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了。
关于第二点，就事实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现今状况来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比较成熟，并且融入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成熟”，是指经历两三百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有序”与“可控”。
所谓“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主要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优化企业管理、保障劳动者权益，以及其它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大有提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公正”。
因此，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中国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以来，除了还没有完全失控，基本谈不上“公平”、“公正”、“有序”，这就背离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只剩下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已。其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在于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致使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我们是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两者相差14.6倍！而这个“0.4%”之中，特权利益集团就占到九成以上！）
关于第三点，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于“恶”的动机？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说不是出于“恶”的动机，尤其那些真诚投身改革的人，更是出于“善”的动机。
然而，由于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特权利益集团手中，因而经济的改革必然由特权利益集团操控——要以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这就注定了中国大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恶”的“基因”。真诚改革者所怀“善”的动机，在特权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面前，或者被冲销，或者被扭曲，也就难以体现了。
关于第四点，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功与过？
概括而言，邓小平的功劳在于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樊笼，引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空前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过失在于指导思想存在一系列错误，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恶果。
为什么我要把计划经济加上引号？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所搞的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是长官意志经济，是没有科学计划的“计划经济”。至于凭什么说中国大陆过去所搞的是长官意志经济，是没有科学计划的“计划经济”，以及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在我即将出版的《和谐世界概论》一书中有展开的论述，于此从略。
上面所说邓小平的功劳，相信没有人会否定，就不用多费口舌了。而上面所说邓小平的过失，则可能有许多人都不认可，就不能不多费些口舌了。
这里分三点来谈：一是指导思想错在哪里；二是导致了那些严重的恶果；三是邓小平出现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的指导思想错在哪里？具体问题很多，这里仅举其要者。
第一，邓小平叫大家不讨论姓“资”姓“社”，这就抹煞了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的可能性。既然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没有弄清，就绝对不可能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南辕北辙，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空有其名了。
第二，邓小平主张“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但他所指的“耗子”，并非包含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综合效益，而仅仅是单一的经济效益。这就为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的狭隘思维大开了绿灯，而实践中更导致以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大众而捞取经济效益的恶劣行径的大肆泛滥。
第三，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却不懂得“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导致为了GDP的增长而不惜滥耗资源、污染环境、败坏世风、摧残道德。
第四，设立“特区”作为试点，本来无可非议，但所谓“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特权利益集团的成员—— 一纸批文即可变现多少财富！
第五，号召党政机关“创收”，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加速、加剧了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
其它问题，恕不一一。
导致了那些严重的恶果？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不副实，导致各种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邓小平固然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空前的积极性，但由于思想理论上的混乱，这种积极性被引上了错误的方向——把人们一步步往钱眼里引、往钱眼里推、往钱眼里逼，终于形成金钱万能、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可悲局面！
第二，长期以来都把“国有经济”说成“公有制经济”，而实际上并非公有制经济（因为不是马克思所认定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于是，特权利益集团就用这个“障眼法”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发横财，造成极为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终于不能不把“维稳”列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第三，由于经济发展是以滥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因而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程度。即使将改革开放累积的全部物质财富用来恢复当初的生态环境，也办不到。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在“糟蹋祖宗遗产，抢夺子孙口粮”！是典型的“败家子”行径！
许多人都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唱赞歌，就连很有造诣的学者们也都认为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容否定。可是，这三十年的账究竟该怎么算呢？显然应当算总账，就像一个企业，既要算收益，也要算成本。这就是说，经济建设成就只是一笔账，生态环境破坏是第二笔账，世道人心颓败是第三笔账。这样三笔账冲抵下来，应当是个负数，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唱赞歌，等于为“败家子”行径唱赞歌。因为，在家业尚未荡尽的时候，“败家子”也可以洋洋得意地说：“看，我的饮食多么考究，我的衣着多么华丽，我的排场多么气派……”
我不是说改革开放不该搞，而是说不该这么搞，应当开放言路、集思广益、以正确而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不是放“马后炮”，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发表了题为《从“摸”论的是与非谈起》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摸’论的局限性在于，其本身毕竟不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仅仅靠‘摸’论是根本不可能树立起新思想、建立起新秩序的。”接着又指出：“智慧从何而来？‘天才’是没有，唯一的途径，是集思广益。”（载《经济文化》杂志1989年第1期）2000年，我又发表了题为《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论文，强调“尽早统一认识，尽早下定决心，尽早开展研究，尽早实施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轨”。（载《中华文化论坛》季刊2000年第三期）
不丹以“幸福指数”作为自己国家的社会评价体系，走上了生态文明之路。对于不丹模式，
邓小平出现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概括而言，就是两点：一是思想的局限；二是立场的局限。
所谓“思想的局限”，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强调“实效”，而且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这就必然只求明利而不顾隐患、只求近利而不顾远忧，从而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所谓“立场的局限”，即邓小平毕竟是特权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其所作所为必定要以特权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这就必然导致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从而造成上述一系列恶果。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无法推行？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为什么不被采纳？就因为与特权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有冲突。
中国大陆这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三十多年之后，如今已经尾大不掉、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予谓不信，但可拭目以待。
徐景安：
从甘泉的再次来文中，我们已就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第二、市场经济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出于“恶”的动机。第四、十分赞同我提出的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且据此提出“公平”、“公正”、“有序”、“可控”四项标准。第五、“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在对邓小平与30年改革的评价上，我们还是存在重大分歧。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是看对历史的进步有什么新贡献，而不是要求他做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在我国从突出政治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中，邓小平功不可没，是历史的伟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甘泉对邓小平的批评：姓“资”姓“社” 不争论 、抓耗子的“猫”论、经济硬道理的发展论等等，恰恰是为了纠正政治本位、引领中国走向物质本位所拥有的策略和智慧。正是邓小平创造的市场经济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模糊论，堵住了传统派的嘴，引进了市场经济。试想，当时开展这种讨论，还有改革开放吗？
当时的中国，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温饱、发展经济，提出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这就扫除了干扰发展的一切障碍，也为引进市场经济找到了理由，带来30年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13亿人的中国已没有一个人饿死，国力空前增强，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挨饿、挨打的历史。怎么能说“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唱赞歌，等于为 ‘败家子’行径唱赞歌”？
然而，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在扫除了干扰发展的一切障碍时，也就为不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
中国的新转折、新改革需要一个新的纲来代替经济为中心，这就是建设一个幸福的中国。这个目标与理念成为共识，就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改革，走上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为此，我提到了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以幸福指数代替GDP，世界正在掀起研究、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以引起学界、政界的关注。我不是如甘泉所说赞成不丹模式，因为我对不丹模式没有研究，确切地说是赞同它的理念。更不能因为我希望中国真正走上幸福之路，就一定要全盘否定改革30年。肯定中有否定，螺旋型上升，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怎么能“肯定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呢？改革30年，人人有饭吃，这至少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吧，难道这一点也要否定吗？
甘泉：
为此，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四点意见：第一，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第二，就现实而言，谁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于“恶”的动机？第四，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功与过？
关于第一点，我承认，我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谈的，是就中国大陆的现实而言的，并非就理论而言的。
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区别，我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四点：公平，公正，有序，可控。
所谓“公平”，主要指全体公民与法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
所谓“公正”，主要指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全体公民与法人都应当在司法裁判中受到同等的待遇；
所谓“有序”，主要指经济活动中有章可循、按章运行；
所谓“可控”，主要指国家能够从全局与长远的高度驾驭整个经济活动。
显然，以上四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根本原则。因而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以上四点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定内涵——符合这四点，就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便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所以，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有其特定内涵，自然就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了。
关于第二点，就事实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现今状况来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比较成熟，并且融入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成熟”，是指经历两三百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有序”与“可控”。
所谓“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主要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优化企业管理、保障劳动者权益，以及其它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大有提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公正”。
因此，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中国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以来，除了还没有完全失控，基本谈不上“公平”、“公正”、“有序”，这就背离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只剩下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已。其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在于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致使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我们是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两者相差14.6倍！而这个“0.4%”之中，特权利益集团就占到九成以上！）
关于第三点，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于“恶”的动机？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说不是出于“恶”的动机，尤其那些真诚投身改革的人，更是出于“善”的动机。
然而，由于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特权利益集团手中，因而经济的改革必然由特权利益集团操控——要以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这就注定了中国大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恶”的“基因”。真诚改革者所怀“善”的动机，在特权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面前，或者被冲销，或者被扭曲，也就难以体现了。
关于第四点，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功与过？
概括而言，邓小平的功劳在于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樊笼，引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空前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过失在于指导思想存在一系列错误，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恶果。
为什么我要把计划经济加上引号？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所搞的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是长官意志经济，是没有科学计划的“计划经济”。至于凭什么说中国大陆过去所搞的是长官意志经济，是没有科学计划的“计划经济”，以及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在我即将出版的《和谐世界概论》一书中有展开的论述，于此从略。
上面所说邓小平的功劳，相信没有人会否定，就不用多费口舌了。而上面所说邓小平的过失，则可能有许多人都不认可，就不能不多费些口舌了。
这里分三点来谈：一是指导思想错在哪里；二是导致了那些严重的恶果；三是邓小平出现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的指导思想错在哪里？具体问题很多，这里仅举其要者。
第一，邓小平叫大家不讨论姓“资”姓“社”，这就抹煞了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的可能性。既然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没有弄清，就绝对不可能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南辕北辙，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空有其名了。
第二，邓小平主张“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但他所指的“耗子”，并非包含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综合效益，而仅仅是单一的经济效益。这就为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的狭隘思维大开了绿灯，而实践中更导致以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大众而捞取经济效益的恶劣行径的大肆泛滥。
第三，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却不懂得“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导致为了GDP的增长而不惜滥耗资源、污染环境、败坏世风、摧残道德。
第四，设立“特区”作为试点，本来无可非议，但所谓“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特权利益集团的成员—— 一纸批文即可变现多少财富！
第五，号召党政机关“创收”，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加速、加剧了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
其它问题，恕不一一。
导致了那些严重的恶果？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不副实，导致各种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邓小平固然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空前的积极性，但由于思想理论上的混乱，这种积极性被引上了错误的方向——把人们一步步往钱眼里引、往钱眼里推、往钱眼里逼，终于形成金钱万能、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可悲局面！
第二，长期以来都把“国有经济”说成“公有制经济”，而实际上并非公有制经济（因为不是马克思所认定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于是，特权利益集团就用这个“障眼法”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发横财，造成极为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终于不能不把“维稳”列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第三，由于经济发展是以滥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因而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程度。即使将改革开放累积的全部物质财富用来恢复当初的生态环境，也办不到。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在“糟蹋祖宗遗产，抢夺子孙口粮”！是典型的“败家子”行径！
许多人都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唱赞歌，就连很有造诣的学者们也都认为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容否定。可是，这三十年的账究竟该怎么算呢？显然应当算总账，就像一个企业，既要算收益，也要算成本。这就是说，经济建设成就只是一笔账，生态环境破坏是第二笔账，世道人心颓败是第三笔账。这样三笔账冲抵下来，应当是个负数，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唱赞歌，等于为“败家子”行径唱赞歌。因为，在家业尚未荡尽的时候，“败家子”也可以洋洋得意地说：“看，我的饮食多么考究，我的衣着多么华丽，我的排场多么气派……”
我不是说改革开放不该搞，而是说不该这么搞，应当开放言路、集思广益、以正确而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不是放“马后炮”，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发表了题为《从“摸”论的是与非谈起》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摸’论的局限性在于，其本身毕竟不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仅仅靠‘摸’论是根本不可能树立起新思想、建立起新秩序的。”接着又指出：“智慧从何而来？‘天才’是没有，唯一的途径，是集思广益。”（载《经济文化》杂志1989年第1期）2000年，我又发表了题为《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论文，强调“尽早统一认识，尽早下定决心，尽早开展研究，尽早实施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轨”。（载《中华文化论坛》季刊2000年第三期）
不丹以“幸福指数”作为自己国家的社会评价体系，走上了生态文明之路。对于不丹模式，
邓小平出现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概括而言，就是两点：一是思想的局限；二是立场的局限。
所谓“思想的局限”，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强调“实效”，而且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这就必然只求明利而不顾隐患、只求近利而不顾远忧，从而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所谓“立场的局限”，即邓小平毕竟是特权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其所作所为必定要以特权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这就必然导致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从而造成上述一系列恶果。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无法推行？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为什么不被采纳？就因为与特权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有冲突。
中国大陆这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三十多年之后，如今已经尾大不掉、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予谓不信，但可拭目以待。
徐景安：
从甘泉的再次来文中，我们已就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第二、市场经济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出于“恶”的动机。第四、十分赞同我提出的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且据此提出“公平”、“公正”、“有序”、“可控”四项标准。第五、“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在对邓小平与30年改革的评价上，我们还是存在重大分歧。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是看对历史的进步有什么新贡献，而不是要求他做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在我国从突出政治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中，邓小平功不可没，是历史的伟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甘泉对邓小平的批评：姓“资”姓“社” 不争论 、抓耗子的“猫”论、经济硬道理的发展论等等，恰恰是为了纠正政治本位、引领中国走向物质本位所拥有的策略和智慧。正是邓小平创造的市场经济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模糊论，堵住了传统派的嘴，引进了市场经济。试想，当时开展这种讨论，还有改革开放吗？
当时的中国，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温饱、发展经济，提出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这就扫除了干扰发展的一切障碍，也为引进市场经济找到了理由，带来30年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13亿人的中国已没有一个人饿死，国力空前增强，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挨饿、挨打的历史。怎么能说“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唱赞歌，等于为 ‘败家子’行径唱赞歌”？
然而，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在扫除了干扰发展的一切障碍时，也就为不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
中国的新转折、新改革需要一个新的纲来代替经济为中心，这就是建设一个幸福的中国。这个目标与理念成为共识，就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改革，走上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为此，我提到了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以幸福指数代替GDP，世界正在掀起研究、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以引起学界、政界的关注。我不是如甘泉所说赞成不丹模式，因为我对不丹模式没有研究，确切地说是赞同它的理念。更不能因为我希望中国真正走上幸福之路，就一定要全盘否定改革30年。肯定中有否定，螺旋型上升，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怎么能“肯定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呢？改革30年，人人有饭吃，这至少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吧，难道这一点也要否定吗？
甘泉：
为此，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四点意见：第一，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第二，就现实而言，谁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于“恶”的动机？第四，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功与过？
关于第一点，我承认，我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谈的，是就中国大陆的现实而言的，并非就理论而言的。
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区别，我认为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四点：公平，公正，有序，可控。
所谓“公平”，主要指全体公民与法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
所谓“公正”，主要指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全体公民与法人都应当在司法裁判中受到同等的待遇；
所谓“有序”，主要指经济活动中有章可循、按章运行；
所谓“可控”，主要指国家能够从全局与长远的高度驾驭整个经济活动。
显然，以上四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根本原则。因而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以上四点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定内涵——符合这四点，就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便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所以，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有其特定内涵，自然就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了。
关于第二点，就事实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现今状况来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比较成熟，并且融入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成熟”，是指经历两三百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有序”与“可控”。
所谓“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主要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优化企业管理、保障劳动者权益，以及其它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大有提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公正”。
因此，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且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中国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以来，除了还没有完全失控，基本谈不上“公平”、“公正”、“有序”，这就背离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只剩下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已。其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在于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致使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我们是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两者相差14.6倍！而这个“0.4%”之中，特权利益集团就占到九成以上！）
关于第三点，当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于“恶”的动机？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说不是出于“恶”的动机，尤其那些真诚投身改革的人，更是出于“善”的动机。
然而，由于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特权利益集团手中，因而经济的改革必然由特权利益集团操控——要以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这就注定了中国大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恶”的“基因”。真诚改革者所怀“善”的动机，在特权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面前，或者被冲销，或者被扭曲，也就难以体现了。
关于第四点，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功与过？
概括而言，邓小平的功劳在于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樊笼，引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空前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过失在于指导思想存在一系列错误，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恶果。
为什么我要把计划经济加上引号？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所搞的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是长官意志经济，是没有科学计划的“计划经济”。至于凭什么说中国大陆过去所搞的是长官意志经济，是没有科学计划的“计划经济”，以及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在我即将出版的《和谐世界概论》一书中有展开的论述，于此从略。
上面所说邓小平的功劳，相信没有人会否定，就不用多费口舌了。而上面所说邓小平的过失，则可能有许多人都不认可，就不能不多费些口舌了。
这里分三点来谈：一是指导思想错在哪里；二是导致了那些严重的恶果；三是邓小平出现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的指导思想错在哪里？具体问题很多，这里仅举其要者。
第一，邓小平叫大家不讨论姓“资”姓“社”，这就抹煞了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原则的可能性。既然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没有弄清，就绝对不可能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南辕北辙，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空有其名了。
第二，邓小平主张“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但他所指的“耗子”，并非包含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综合效益，而仅仅是单一的经济效益。这就为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的狭隘思维大开了绿灯，而实践中更导致以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大众而捞取经济效益的恶劣行径的大肆泛滥。
第三，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却不懂得“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导致为了GDP的增长而不惜滥耗资源、污染环境、败坏世风、摧残道德。
第四，设立“特区”作为试点，本来无可非议，但所谓“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特权利益集团的成员—— 一纸批文即可变现多少财富！
第五，号召党政机关“创收”，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加速、加剧了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
其它问题，恕不一一。
导致了那些严重的恶果？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不副实，导致各种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邓小平固然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上下空前的积极性，但由于思想理论上的混乱，这种积极性被引上了错误的方向——把人们一步步往钱眼里引、往钱眼里推、往钱眼里逼，终于形成金钱万能、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可悲局面！
第二，长期以来都把“国有经济”说成“公有制经济”，而实际上并非公有制经济（因为不是马克思所认定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于是，特权利益集团就用这个“障眼法”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发横财，造成极为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终于不能不把“维稳”列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第三，由于经济发展是以滥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因而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程度。即使将改革开放累积的全部物质财富用来恢复当初的生态环境，也办不到。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在“糟蹋祖宗遗产，抢夺子孙口粮”！是典型的“败家子”行径！
许多人都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唱赞歌，就连很有造诣的学者们也都认为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容否定。可是，这三十年的账究竟该怎么算呢？显然应当算总账，就像一个企业，既要算收益，也要算成本。这就是说，经济建设成就只是一笔账，生态环境破坏是第二笔账，世道人心颓败是第三笔账。这样三笔账冲抵下来，应当是个负数，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唱赞歌，等于为“败家子”行径唱赞歌。因为，在家业尚未荡尽的时候，“败家子”也可以洋洋得意地说：“看，我的饮食多么考究，我的衣着多么华丽，我的排场多么气派……”
我不是说改革开放不该搞，而是说不该这么搞，应当开放言路、集思广益、以正确而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不是放“马后炮”，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发表了题为《从“摸”论的是与非谈起》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摸’论的局限性在于，其本身毕竟不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仅仅靠‘摸’论是根本不可能树立起新思想、建立起新秩序的。”接着又指出：“智慧从何而来？‘天才’是没有，唯一的途径，是集思广益。”（载《经济文化》杂志1989年第1期）2000年，我又发表了题为《论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论文，强调“尽早统一认识，尽早下定决心，尽早开展研究，尽早实施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轨”。（载《中华文化论坛》季刊2000年第三期）
不丹以“幸福指数”作为自己国家的社会评价体系，走上了生态文明之路。对于不丹模式，
邓小平出现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概括而言，就是两点：一是思想的局限；二是立场的局限。
所谓“思想的局限”，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强调“实效”，而且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这就必然只求明利而不顾隐患、只求近利而不顾远忧，从而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所谓“立场的局限”，即邓小平毕竟是特权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其所作所为必定要以特权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这就必然导致特权参与、特权操控、特权泛滥，从而造成上述一系列恶果。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无法推行？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为什么不被采纳？就因为与特权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有冲突。
中国大陆这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三十多年之后，如今已经尾大不掉、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予谓不信，但可拭目以待。
徐景安：
从甘泉的再次来文中，我们已就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第二、市场经济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出于“恶”的动机。第四、十分赞同我提出的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且据此提出“公平”、“公正”、“有序”、“可控”四项标准。第五、“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反倒更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在对邓小平与30年改革的评价上，我们还是存在重大分歧。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是看对历史的进步有什么新贡献，而不是要求他做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在我国从突出政治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中，邓小平功不可没，是历史的伟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甘泉对邓小平的批评：姓“资”姓“社” 不争论 、抓耗子的“猫”论、经济硬道理的发展论等等，恰恰是为了纠正政治本位、引领中国走向物质本位所拥有的策略和智慧。正是邓小平创造的市场经济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模糊论，堵住了传统派的嘴，引进了市场经济。试想，当时开展这种讨论，还有改革开放吗？
当时的中国，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温饱、发展经济，提出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这就扫除了干扰发展的一切障碍，也为引进市场经济找到了理由，带来30年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13亿人的中国已没有一个人饿死，国力空前增强，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挨饿、挨打的历史。怎么能说“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唱赞歌，等于为 ‘败家子’行径唱赞歌”？
然而，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在扫除了干扰发展的一切障碍时，也就为不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
中国的新转折、新改革需要一个新的纲来代替经济为中心，这就是建设一个幸福的中国。这个目标与理念成为共识，就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改革，走上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为此，我提到了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以幸福指数代替GDP，世界正在掀起研究、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以引起学界、政界的关注。我不是如甘泉所说赞成不丹模式，因为我对不丹模式没有研究，确切地说是赞同它的理念。更不能因为我希望中国真正走上幸福之路，就一定要全盘否定改革30年。肯定中有否定，螺旋型上升，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怎么能“肯定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呢？改革30年，人人有饭吃，这至少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吧，难道这一点也要否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