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是时间

——读杨利川《我的东方之梦：八十年代历史哲学论文集》

按：本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杨利川，1950年生于北京，17岁（1967年）起，在北大荒和内蒙，度过10年知青生涯。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参与海淀区北京大学人大代表选举。因此，毕业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一个工厂工作。石子和种子的差别是，后者会自己发芽。经过自己努力，他不久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工作。安岗创办《经济日报》时，他被调入信息部任副主任。其时，他和王润生组织了“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石小敏、张维迎、崔之元、郑继兵、齐海滨、梁策和我等人，都是其成员，编辑出版了一些当时有些影响的思想理论著作。1985年底，杨利川挂职河南省辉县县委副书记。大约于1987年参与组建中原国际集团。1991年，到东莞创办企业至今，现任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还兼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理事。

“亚细亚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多线发展”……这些词组，以及由它们连缀起来的句子，现在看上去，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片片草地，即使没有被人遗忘，也很少有人踏及。

不过，即便你在思想的旧城区里闲逛，偶尔踏到了它们，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但在杨利川写这本书里的论文时，可不敢这么说，这些词构成的区域，那时如果不是雷区，至少也是浪区，惊涛骇浪，没有点冲浪技巧，是要葬身鱼腹的。

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是作者的学士论文：《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虽然几经修改，主题思想应该成形于上1981——1982年，77级大学生毕业前的一两年。那个时代的主脉搏，是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生活，另一方面来自思想。安徽小岗村搞单干，是生活逼出来的；决策层在全国推广单干，则是思想解放推出来的。

感受到那个时代脉搏的思想者，总是要把论证变革作为自己的使命，杨利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思想路径是要对单线的社会发展图式提出质疑，这个理论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动车组，列车是从原始状态驶来的社会，轨道不可变更，车站一共5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如果社会事实上，或逻辑上只能这样发展，中国的社会变革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意味着出轨或翻车。

杨利川要做的，就是告诉人们，人类历史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他寻找到的论据，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产力构成理论，把地理环境作为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并强调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二是早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把东方社会从单一发展图式中解救出来，认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是垂直型社会，西方是横向型社会。他的结论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要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按同一个单一社会演进图式发展，就等于要拖拉机和火车在同一条铁轨上运行。

历史不是线性的，尤其不是单线的，这是杨利川最想说的。在他看来，历史发展，从多点，到多线，再到多面。不过，需要点明的是，虽然杨利川提到了历史发展的多线性和多面性，但他还坚持人类有一个相同的终点站，那就是“高级公有制”社会，马克思就在那个站台上等他。与马克思殊途同归，是他当时的冲浪技巧；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并且主动开放，融入世界历史，是他当时的冲浪勇气。

从以上的简述不难得知，杨利川30年前表现出来的思想高度，和理论胆识，即使今天看来，也难能可贵。他的论证可能称不上一种新的理论，但他关于地理环境的“量的优越”和“质的差异”的论点，关于“垂直型社会”和“横向型社会”的论点，以及关于历史发展的“点”、“线”、“面”三阶段的论点，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具有何种影响这一论题，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是时间。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