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是越来越高，那么人民升值到底对我国经济和民生有多大影响呢？

　　从长远来看，汇率上升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加均衡发展。今年政策的重头戏是要“调结构”，一年多前，美国经济衰退之所以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模式。2007年我国GDP增速中出口带动部分达2%—3%（从GDP恒等式来看，尚未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到2009年就变成-3.9%，落差如此之大使得我国经济非常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对出口的依赖过高。因此需要通过一些手段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人民币升值也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方式。此外，正是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20%多的升值，促使许多企业从沿海地区逐渐转移到内陆地区，带动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在内陆地区出现追赶沿海的现象，解决了返乡民工的就业问题。同时，内陆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因此内陆地区或者说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增快，有利于提振我国整体的消费增长。同时这几年当中，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较低端的消费杂项产品，包括鞋子衣服占比明显下降，而较高端的像电子设备、运输设备这类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占比也明显提高。这也显示包括人民币汇率升值在内的政策促使我们出口结构的升级速度加快。（详见http://blog.cs.com.cn/u/pacino）

　　再看看中国的几个支柱性产业，轻工制造业的出口、汽车业、房地产业。可以说这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如果人民币升值，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制造业。当制造业疲软和低迷时，其相关的其他产业也势必受到连带影响，此时的失业率必然上升，城市无法找到工作，大量的农民工就会返乡待业或从事其他的工作，出口收益的减少会大大地降低国家和地方的税收，从而影响政府的投资和相应的社会福利。

　　当然有很多人都在喊加大内需，但内需的拉升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支出占据了普通家庭的绝大部分收入，人们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势必减少。其次，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公平化，那些消费能力巨大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和企业承担了社会绝大部分税收，这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中低层次的消费能力。

　　内需没有一个强劲的拉升，人民币一旦升值，出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是不具有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低端制造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长期以来依赖的出口一旦减少，而内需又无法消化出口的剩余，大量的企业就会遭遇财务危机，从而停止经营。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率的增加，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啃老一族”的后继收入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房屋的贷款将会成为部分人群的巨大负担，当这种失业再次蔓延的时候，违约还款的事件就会逐渐增加，这就是美国的房贷危机。（详见http://blog.cs.com.cn/u/[email protected]）

　　再看房价，对于中国经济现状来说，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通货膨胀形势正日趋严峻。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对遏制通货膨胀是有好处的。但是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加剧开发商和投机者炒房进一步推高房价，酿造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同时，房地产泡沫和投机活动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分化，普通人财富被房地产商和银行、投机者掠夺。

　　只有在解决了房地产泡沫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才是安全的。否则，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剧房地产泡沫扩大，一旦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陷入困境，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灾难。（详见http://blog.cs.com.cn/u/jishitie）

　　城市居民资产会缩水

　　中国很多城市居民只知道人民币升值，出口市场将会受到影响，却不知道，热钱流进中国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热钱流入，一是推高资产泡沫，和当年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一样，人民币升值对整体中国股市的影响将取决于升值的速度。如果升值是在数月或数年里逐步进行的，那可能会吸引大量投机性“热钱”流入中国，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包括股价和房价。相比之下，突然和一次性升值，可能会被视为中国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进一步证据，从而冷却国内的股价和房价。

　　二是输入通货膨胀，导致人民币在国内的大幅贬值。出口受到影响，社会就业出现问题，社会购买力的困窘直接影响中国的内需。城市居民应妥善安排个人财富，配置良好资产。重要的是，要打通中国中小投资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详见http://blog.cs.com.cn/u/jishitie）

　　人民币升值 中国工人的血汗与绿色GDP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小彩/文

　　美国宣布推迟决定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一场危机暂时化解。但是，凭心而论，中国也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并找出解决之道了。

　　所谓人民币币值被低估， 依据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顺差和由此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 顺差是事实， 但是，影响顺差的因素却不止汇率一个。

　　笔者认为， 在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测试前， 如果不首先解决影响顺差的其他因素，比如其中最首要的出口产品价格中被低估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就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後代的犯罪。

　　2009年，《时代》杂志把“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和格林斯潘、周小川一起推上了年度人物榜。有媒体将此称为“带泪的荣耀”，因为，这群“中国工人”，“勤劳坚韧”地在沿海的血汗工厂和城市的建筑工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是却没有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发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指出， 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2%。而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显示， 2008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只占GDP的29%。郎咸平的测算更是令人目瞪口呆， 2009年这一比例仅仅为8%， 全球倒数第一。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应随经济发展逐年升高。在西方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目前多在50%以上， 高的可接近70%。 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国， 即使这一极低的比例仍然不能反映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付出的全部，“城市的边缘”、 “残缺劣质的生活”、“寡妇村”、“留守儿童”、“开胸验肺”、“跳楼讨薪”都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是本应计入产品价格的成本。

　　但是，被严重低估的劳动力成本，很大程度上压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 带来的却是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的国际指责和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如果人民币就此升值， 後果有二：一是为了加大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企业主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二是千万工人在血汗工厂劳动换来的外汇储备缩水。

　　这并非危言耸听。 2009年就曾有人建议，为应对金融危机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盘剥已经赤贫的工人。据媒体报导，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曾怒言：企业的经营者不要总在职工的劳动报酬上打主意。

　　在劳资双方的关系中， 工人适度的工资和福利标准从来都不可能是资本的恩赐， 除了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保护外，很大程度上是劳资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单个工人跳楼也好， 开胸也罢， 力量极其有限。根据国外的经验， 强势工会在与资本议价和保护工人权益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也是政府无法替代的角色。

　　因此，中国的工会是时候摆脱政府的影子，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 承担起制衡资本的责任了！

　　可以肯定， 如果7.75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得到提高， 他们不会去巴黎购买奢侈品，而是会给老人买好一点的衣服， 让孩子喝好一点的奶粉，从而拉动内需。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应有的成本被计入出口产品价格，国际贸易摩擦也会相应减少。

　　再有就是“黑色发展”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眼前的招商引资、出口增长、经济发展，严重压低环境价格，这实际上是对还不可能主张权利的子孙後代的剥夺。

　　为矫正这种现象，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成立了绿色GDP核算课题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套核算体系以计算GDP中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 通俗点说， 也就是用将环境和资源代价计入成本的“绿色GDP”取代忽略环境和资源因素的GDP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标准。

　　“绿色GDP”试点工作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等10个省市开展。但很快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因而没有得到全面的实施和推广。

　　至今， 由污染引发的社会事件频仍， 2009年，陜西凤翔、湖南武冈、昆明东川区、河南济源相继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0年，湖南郴州桂阳等县再报类似事件。

　　被低估的环境和资源成本与工资成本一样， 也压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而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对子孙後代的欠债。

　　当然，无论是工人的工资问题还是绿色GDP问题， 都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干涉。但是，他们却有权利将此计入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升幅之内，与中国讨价还价。他们也可以把中国工人推上《时代》年度人物榜， 让我们心怀酸楚， 无地自容。

　　除此之外，中国的顺差中还有技术成本被低估的因素、热钱流入的因素等。 扣除这些因素之後， 人民币汇率究竟是被低估还是高估还是未知数，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这一道理。但是 ，为什麽人民币汇率仍然成为靶子？关键可能还在于中国的汇率的形成机制还不够市场化。

　　因此，笔者认为， 眼前的危机过後， 相关部门最该做的， 可能并不是测算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幅度， 而是让出口产品价格更真实地反映成本， 而是让汇率形成机制更为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