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所及的熟人社会里，我们依赖亲朋，相恤相扶。在陌生人社会，又靠什么安身立命，行走在这广袤的大地？

　　我们曾经试图，把血缘中的伦常层层外推，构筑一个差序而同质的安全网。寄望大大小小的家长，在各自的领域，以其爱心，行其贤能，始于修身，止于大同。然而治乱循环，百转难进，再三告诫：不可高估了“治人”（治理之人）。

　　我们也曾发现“治人”之不足，遂有“法”滋生。是法也，为“刀制”（rulebylaw），非“水治”(ruleoflaw)。是“一家之法”，因人而异，非“天下之法”，自有恒定内核。

　　治道何在？直到五千年文明史的末端，中国人才逐渐找到可靠的答案：法治。几经曲折，终已定方向。

　　法本无情。无主仆之分，无亲疏之别，“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是谓平等，是谓公平。法又不外乎人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理便是不成文之法。

　　按部分先哲之意，“人情”亦是“天道”，上下贵贱皆应奉行。天之代表在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人权大若天。梁启超一言以蔽之，“天道者犹今世之宪法也。”可惜，“以天统君”、“民为贵”等良言苦心，长期寄望于“劝君奉行”，有感染之力，无保障之功，收效几何，史已昭昭。

　　此间“天道”又近于西方“自然正义”，“自然权利”译为“天赋人权”，正是此理。西方治道，也曾经历“贤人之治”、“救世主之治”，至近代而扬弃。中西相通，法治之普适性由此可见。

　　法治之法，即从天道人情中凝结的良法，类于先哲所称“治法”。或可谓，法治即公意之治，法治即扩大了的民主，且是可防“民主暴政”的民主。

　　同样，无民主，也无以成“治法”，更无以行法治。法治之树，必生于民主的土壤，转而可保养此土。众民共栽此树，又共得其荫庇。

　　正是基于民主政治的进展，中国法治方有今日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将告成。也正是限于民主政治的阶段性，这一体系绝非告终，不可懈怠。而由人权内核驱动的法治方向，也不可再动摇，不可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