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杨洁篪外长在答记者问中,提出了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该如何解读呢?我在<21世纪英语周刊>的专栏,分两期,提出对外传播,要让外界看得懂,也要想得通,关键是后者.功夫要在翻译之外,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加宽阔.

　　原题《对外传播，要让外界看得懂，想得通——对杨洁篪外长言论的文化解读（一）》

　　毛主席邀请美国人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观礼，这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是对美改变的重大信号，但尼克松政府“无动于衷”，后来基辛格说，当时对中国的举动想不通，不明白背后的深意，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在今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长杨洁篪答记者问，其中，一位外国记者问到：您认为我们外国人能最终真正了解中国吗……您认为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中国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减少这种误解?

　　杨洁篪外长回答说，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增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前,各国的情况、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大家都存在着如何“调焦距、对光圈”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希望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我们更希望一些人能够抛弃他们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

　　不了解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了解儒家，就无法理解“一国两制”，对外传播的功夫在翻译之外，我们要把视野放宽

　　“一国两制”，不是翻译的难题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杨外长的答复，可以做四个部分的解读。首先，外国人是完全能够“真正了解”中国，而这个“真正”并不是了解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是世界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概念、根本原则和根本方向。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根本思想、根本原则，不了解，不熟悉，因此，也就根本无法体会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国两制”概念，One country, two systems，这不是翻译的难题，却是文化互通的难题，对这个概念，英美世界明显是看得懂，想不通，难以理解两种相异的意识形态如何融于一体，稳定和发展如何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基础之上。于是，1995年《财富》杂志放言，中国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香港必死。而实际上，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整整十年，内地稳定，香港繁荣。

　　“一国两制”的历史溯源

　　从根本上讲，中央政权和多政体的制度矛盾，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早就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比如，唐代中央政府在内地实行州县制，经济方式为封建自耕农制，而在边疆地区则设立特别的行政机构——都护府制，“抚慰诸藩，辑宁外寇”，都护府的行政长官对所辖民众进行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等，中央任命各部首领自管，实行部落自治，其经济方式为放牧制。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看，国家统一是颠扑不破的第一真理，是国家体的最大正义。每当中国出现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时候，就越容易采纳“和而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将多政体的差异并合，兼收并蓄。对一个具备强烈进取心和自信心的中央政权来说，接纳多样性的政体组织，并非尴尬的权宜之计，而是积极的制度设计。不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就无法理解中国“一国两制”的哲学动机和信心，所以，英美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一国两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毛泽东谈到中国的核力量，竖起了小拇指，基辛格看来是毛的“自我贬低”，其实，这只是一种中国人的自谦姿态而已。文化的误读和误判，往往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要让外界对我们，不仅看得懂，还要想得通。

　　要让外界对我们，看得懂，想得通

　　其次，外界能够真正地了解中国，201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和解年”，加快多样化，消除误解，促进不同的文化体之间的和睦相处。所以，不同民族之间实现“共通”，是完全可行的。

　　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向美国示好，可尼克松没接招，显然他们是看得懂，想不通。毛泽东谈到中国的核力量，竖起了自己的小拇指，基辛格认为是自我贬低，其实，只是毛泽东的自谦姿态而已。这些例子表明，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忽视了让外界“想得通”，而只求“看得懂”，将翻译传播的资源，过多地倾斜到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而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翻译传播重视不够；过多地重视展现当代中国的成就和业绩，而严重轻视对外传播中国传统哲学和历史学的经典著作。

　　我们对外文化传播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外界对中国文化“看得懂，想得通”，看得懂，就是明白中文涵义，想得通，意思是通过字面的涵义，来理解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调焦距、对光圈，是外界应该做的，而让外界对我们看得懂，想得通，则是中国学人的文化要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