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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点鲜明，有的还因此获得一些外号或雅号。
例如，毛泽东年轻时的外号叫“毛奇”，因他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周恩来有“周公”之称，来自于文化界和党外人士，有时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以“公”相称，显尊敬之意，也是周恩来有凝聚力的表现。朱德则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之父”，这大概是外国人的说法，在党内多称“朱老总”，推其德高望重。
任弼时的外号是“骆驼”，叶剑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自己则被人呼为“参座”，因他长期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是难得的参谋人才。刘伯承有“当代刘伯温”或“军神”之谓，毕现其军事家风采。
徐海东有“徐老虎”或“中国的夏伯阳”之称，喻其作战之勇敢。刘亚楼被说成是“雷公爷”，因其英俊潇洒，性烈如火。谭震林一直被称为“老板”，因他在苏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经常穿长衬西裤，化装成绸布店老板穿越日伪封锁线。潘汉年被称为“小开”，因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总是风度翩翩，如同小老板，上海人把老板的公子称为“小开”。舒同在长征途中书写标语出名，获“马背书法家”称号。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处理不少文稿，被称为“党内一枝笔”。
以上这些称谓，缘起不一，或反映才能，或画出性格，或标示志向，或彰显业绩，或透露作风，由此使他们成为党史上个性鲜明的“这一个”。历史上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总是靠一批各有所长且特点鲜明的领导者，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通过发挥各自的长处和个性，并率领群众干出来的。
经过20多年的锤炼，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人才极一时之盛。论军事指挥，有朱德、周恩来和被评为元帅的开国元勋们。论党务工作，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等。论经济工作，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论外事外联，有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论宣传文化，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这些人的年龄，除朱德外，当时也只50岁上下。
作为这个精英群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既谈他们共有的党性，又涉及各不相同的才具作风和业绩贡献。有时候，毛泽东还把自己摆进去，认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领导人。
例如，1949年12月第一次访苏时，他曾对苏联方面的人说，自己谈判不如周恩来，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等周恩来来了以后再具体谈。
1957年11月第二次访苏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党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
这些，虽然是在外交场合出于某种需要讲的，却也反映出毛泽东平时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特点察识于胸。
更详细的情况，还可罗列一些：
关于周恩来。毛泽东1949年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我们知道，曹操有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刘少奇。毛泽东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少奇在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63年起草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时，原稿讲，从30至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审阅时特意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评价，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朱德。毛泽东对他最精当的评价是在延安说的两句话——“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两句话点出了朱德身上宽厚品德与坚定信念的高度融合。庆祝朱德六十大寿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1973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依然坚称：“我是朱身上的毛，朱不能没有毛，毛不能没有朱。”他还针对“文革”中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的诬陷之词，称之为“红司令”。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1956年推荐他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评价是人们熟知的。毛泽东说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在“文革”中，他还讲邓小平是“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又当面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关于陈云。毛泽东1950年4月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评价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后来还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在1956年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谈话时，谈到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又讲：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关于瞿秋白和张闻天。他们两人在非常时期都担任过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萧三谈到党的文化工作时，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说：如果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得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欣然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 “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这段话点出瞿秋白三个特点：文化素养、不屈意志、善于思考。关于张闻天，毛泽东1943年称道他“不争权”，还说：“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这个角度评价张闻天，毛泽东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期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徐特立和吴玉章。他们两人在党内老同志中很有代表性。毛泽东的评价，又是一种风格。徐特立当过毛泽东的老师，1937年60岁生日时，毛泽东在贺信中说：“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关于吴玉章，毛泽东认为他的突出特点是革命的“坚持性”，在延安写的《吴玉章寿辰祝词》中说：“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因此，“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被授元帅衔的军队领导人。毛泽东对他们也各有评点。
他1935年写给彭德怀的诗中的名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大家熟悉的。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彭德怀是“猛张飞”，但也是“粗中有细”。1929年，上海中央曾要求朱德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毛泽东指名的接替人选是刘伯承和恽代英，可见对刘的军事才干的看重。聂荣臻在抗战初期率部到五台山一带开辟出一大块根据地，毛泽东193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大闹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以后，又称赞聂荣臻是“厚道人”。1963年罗荣桓逝世当天，毛泽东评价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对他的倚重和痛惜之情。1966年9月，贺龙受到冲击时，毛泽东对他讲：“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徐向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是有功劳的，后又当面对徐说：你是好人啊！1972年陈毅逝世时，毛泽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是立了大功劳的。对叶剑英，毛泽东借用明代李贽的自题联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评价，亦为众所周知。
关于方志敏、刘志丹和萧楚女。他们是战争年代牺牲的著名共产党人的代表。在延安，毛泽东看到方志敏的手稿，曾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在狱中的著作，是一部赣东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建国后又对汪说：方志敏“是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我很怀念他”。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说：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943年，他专门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写了不短的碑文。1964年 6月，毛泽东谈到自学成才的问题时，想到了萧楚女，说他“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
毛泽东的上述评点，起因不一，背景相异，重点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这些领导同志给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和贡献。虽无“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却也谙察于胸。当然，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候，对一些领导干部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把工作上的一些不同意见看成是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