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根本性改变，投资方向正悄然变化：前工业时代，投资向低成本区域集聚；中工业时代，投资向产业集群区域集聚；后工业时代，投资向信息集群区域集聚。在此情况下，武汉该如何在中国的经济地理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切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

　　    要给区域进行定位，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武汉有什么；二是中国对武汉的需求是什么。显然，武汉是九省通衢，市场辐射范围广，具有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础；武汉是全国重要的科教大市，教育资源排名全国第三，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才优势；武汉背靠江汉平原，借助于物流业可以将农产品辐射至全国。

　　    中国对于武汉的需求，也与成渝、辽西、海西、江苏临海、关中天水等圈内中心城市不同，它们有的靠近沿海，对接国际市场有优势；有的深处堂奥、偏于一隅，辐射范围有限。武汉城市圈是中国经济的腰身，是启动内需的关键支点，可以通江达海。加上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是中国无可争议的东西部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物资流交汇的枢纽。

　　    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演进，一些区域中心城市会逐渐形成。但是，中心城市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政府指定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谁都想当中心城市，因为中心城市是高级资源最集聚的地区。但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内涵和动力因子有没有发生变化，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拿捏得准。

　　    在后工业时代，城市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化为互相依存、唇齿相依的联动发展关系。城市的竞争力不仅是GDP的多少，关键还在于城市的辐射与聚合半径有多大、城市的个性与魅力有多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多强劲。

　　    服务业的发展是强化城市“聚合——辐射”功能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今天，城市的经济规模不再取决于城市的生产能力，而在于城市能够创造多大的消费市场。城市的价值和地位取决于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及周边城市对它的依存度。

　　    武汉是武汉城市圈各大城市的中心、节点，相对发达的金融、商业、物流等商业服务业，配套而完善的居住、健康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关联性强、外向度高、附加值大的休闲产业、会展业和知识型产业，能够使武汉更广泛带动制造业的发展，提高武汉的聚合辐射能力。可以说，服务业在未来必定是武汉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产业。

　　    新“木桶法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工协作、资源整合的经济，如果能把原有的长板做得更长，做到极致，使其成为绝对的优势，并且以此长度，到市场上去寻找短缺的其他长板，通过优势组合，组成一个新木桶，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正是借鉴这一理念，成都敢于把自己放在亚洲甚至世界视野上来审视自己的区位优势。成都人坚信：成都的发展不可能复制广东的发展模式，未来的道路需要靠自己摸索。在“世界变平”的时代，成都打破了东南沿海的“区位迷信”，认为自己到欧洲的距离，比东南沿海更近。成都还克服蜀道难、物流成本高、信息闭塞的弱势，发展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现代物流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展开与发达地区智慧的赛跑。

　　    不仅如此，在西部城市强筋健骨的成长过程中，成都要做大脑和心脏；在全国涸泽而渔的城市开发过程中，成都要做一片休闲绿洲；在与重庆投资制造业的竞争中，成都不仅要办厂，更要开“店”。成都将自己定位为消费型城市、休闲型城市、服务型城市，在产业选择上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展览业和旅游业。

　　    成都为何会有如此的气魄和自信，是武汉需要反思和琢磨的。就笔者来看，是因为成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也知道中国需求什么。在给定的区位条件下，成都不怨天尤人，而是利用智慧，将空间条件置于人的创造性之下，通过制度、政策、考核体系上的创新，在中国的经济地理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自然赋予城市的每个元素都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条件，关键是人类是否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认识、提升这些元素的价值。如自然赋予甘肃充足的阳光、内蒙古猛烈的风，甘肃和内蒙古用发电设备将其转化成电能；自然还赋予了沿海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一些地区利用这种“区位租”，进行产品的加工出口，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

　　    当前，一个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并不一定非要按传统的“一二三”的产业顺序来发展，一些地区和城市，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关键资源，抓住其他区域对于自己的依存需求，和其他城市形成竞合关系，因地制宜考虑跨越式发展。

　　    当然，城市和经济发展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但这并不是不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是重要的决策主体，它能够影响财富的创造。不过，它的作用是理清本区域所掌握的关键资源是什么，并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切入发展链条的方式，依靠市场的微观机制去引导企业经营、经济发展。

　　    具体到武汉，可以较低的空间交易成本，发展物流、流通业，将湖北的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可借助雄厚的教育资源，在产业中嵌入更多智慧元素，发展高科技产业；可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将湖北的高山绿色蔬菜搬到中国每个家庭的餐桌。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制度的创新和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过去，是一个文件管全国、一个政策管全国。现在，国家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资源优势，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给予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路子。各个区域应将政策转化成生产力，将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有效转化，切实推动区域经济实现分工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