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玮评述：
“弦上无声”者，可谓伯牙琴，高妙之致。求义者敢于危局中，为同胞福祉、同仁理想断后献身。革命者如此，思想家亦然。自孟子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始为确立，教帝王于膝前，化民众向上，独担中华教化之功“为士为能”，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唯靠这“士之精神”，也正如先生所云：“求义”者也。
中国教育制度将学人后生工具化已是昭然若揭，洋人走的更远，恨不能将所有小布尔乔亚都“模块化或ERP化”了（8.35分半我要会见一位朋友，半分钟以后咖啡馆的仕者将为我的咖啡放上2.5个方糖，然后司机会送我去35公里以外的高尔夫球场，我正好试一试石化公司总经理秘书为我专门从英国建桥大学旁边最好的体育商店给我买回来的高级球杆……出门遇一衣衫陋难老汉：先生给点稀饭钱吧……“酒肉臭与冻死骨”。编一小小“映像派”故事，见笑）。
所为工具者，是不思考的。于是中国大家难求。追赶西方是不可以的，即便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赶上了，不过与被赶者一样而已。凡未有自己独创之国家策略和教育理念者，其地位将永远是二流、三流或末流的。世俗小布尔桥亚当今已成中国大中城市“主流”（就像和讯网的宗旨一样－－“为中产阶级服务”，中国有中产阶级吗？可已形成吗？上海是典型的价值取向中立的人群集中的城市，陈良宇在台上中产阶级说好，认识与不认识都以“良宇书记”相称；陈良宇被赶下台中产阶级也说好，只是改口:去掉“书记”后缀，加上陈姓前置词为直呼其名罢了）。
“工具博士满街走，
无德院士人中‘秀’；
惜叹九州少人才，
思想大家几时有。
我辈少习伯牙琴，
承得先哲化我民；
污塞之众如烂泥，
乾坤正道士中立。”
如果说任何历史就是当代史的话，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恐怕这样的历史学定义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