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6000年，不难看出，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文化是对现实社会的反应，越是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学术思潮越是活跃。它们从下至经济基础，上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和探索，试图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入手，探索出现实世界变革的内在原因。更重要的是，各种思潮或流派都以拯救天下、积极用世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拯救或重塑它们理想中的社会各种主张，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最辉煌时代。春秋中后期我国出现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源头，为战国时期百家学术流派的出现和争鸣打下了基础，也为战国中期黄老学派的诞生和发育，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成熟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借鉴，使之成为诸侯变法富国强兵、争霸天下争相采用的“显学中的显学”。

这些年，国学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于儒家。众所周知，儒家在汉武帝后，在我国政经领域一直居于指导地位，但，它把尊卑、等级视为秩序根本，确压抑了个人的活力与独创性，缺乏灵活与包容。与儒家对比，黄老道家融诸家之长，贯合时代精神，改变了传统道家蔑视政治权力态度，转而寻求积极投身政治实践，探索治国之道，从而彰显出极强的理论优势。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黄老著作《黄帝四经》《管子》中《心术》等篇的学术主张中概括出来的。这些黄老作品，在哲学上都大谈道论，在政治上都大倡法治，同时又对儒、墨、法等学派之长持兼收并蓄的态度。黄老之学的学术取向，既适应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也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其大倡法治，适应了列国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其集众家之长，则是百家之学经过充分的争鸣之后的必然归宿，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在学术思想中的反映和必然要求。这样的思想能够盛极一时并最终压倒百家，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基于此，我们更有必要研究黄老道在治国理念方面的特点，以应对今日中国之政经现状。

在黄老道家看来，那些仅仅知道熟记并按法规条文、习惯于按照既定的处理问题的一贯模式来办事者，显然不能根据情势的变化来行事治国，这种人完全不懂得国家治乱的根本，不知道高明的政治智慧。书本上的知识绝不能简单代替实践的智慧。既然是与具体的政治操作、施政对象密切相关的实践知识而非空悬于书本上的规则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么明智的政治家就应当丢掉一切乌托邦式的幻想和僵化教条，而真正进入复杂的政治现实场域。在这个问题上，黄老道家的主张是，统治阶层必须因顺情势，给予臣民以最大的行为空间，使其能各自根据自身卓异的智慧，独立地开展政经实践，而统治者自身则需耐得住“清闲”，时时对自己的“有限性”保持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对臣民采取不干涉的超然姿态，让臣民各顺其本性之长，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点，自生、自化、自成、自长。执“无为”。这里的“为”主要指的是，不顾相关事物和情势的实际特点，仅凭一己之私、之好，强行按照同一个标准和主观的意想粗暴行事，从而蔑视甚至是完全忽略事物各自的需求和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技术就是黄老道家所坚决反对的这样一种“为”。因为，现代技术理性的社会治理策略所采取的是从外部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精确、普遍的控制方式，这种整齐划一的治理方式必然将个体生动的独特性残暴地阉割掉。与此相比，黄老道家所强调的对不同个体之才性的因顺、助长和运用，无疑是一种卓越的识见和“统治美学”。

在我们看来，黄老道家主要体现在冷静的思考和科学决策之中!充分表现了道家“冷眼热心”的特点。因此，黄老道家并没有完全否定以儒家式理解为主轴的统治方法。不过，依照黄老思维模式，当今社会各类组织若能团结起来将政府管理理念导向“无为”（有限政府）境界，将黄老治国方略（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技术理性之宪政）有机融合，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理政之器”，取代不成文的儒家“道统”之地位，上升为国家“隐性意识形态”，将有助于成就中国共产党之“统治美学”。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在全面实施“黄老治国”之前，当用好“推恩令”或“削藩策”，着力统筹城乡发展，以县域经济为重点，消解“诸侯势力”之抵触，从而赋予中央集权（“大一统”）至高无上的“执一观”。